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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阅读都需要重新构建门槛

写作与阅读都需要重新构建门槛
 
  编者按
  唐诺,台湾作家,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职业读书人”。著有《尽头》《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在咖啡馆遇见14 个作家》等。8月16日,唐诺来到上海朵云书院,与他眼中“比学者勇敢而且有鉴别力,比作家深刻而且讲理”的毛尖展开一场以“阅读与写作的心法”为主题的谈话。
 

  唐诺VS毛尖
 
  “作家”这个词在通货膨胀
 
  唐诺:我很怀疑自己当不当得起作家这个词,这个词现在贬义大于尊重。我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人,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毕竟是一个相对受敬重的行当。当你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信任,要相对付出,从年轻时候就开始读书,25年后写自己第一本书。对我来讲,我的书写相对太任性,没有与作家这个身份的社会责任相称,我始终觉得自己是接近读者身份的一个人,是一个读书的人。
 
  书写和阅读的复杂关系究竟是什么?卡尔维诺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跃过那条线,读书就好,不要进入出版行业,不要写东西。博尔赫斯讲得很直接,他说喜欢当一个读者,因为所有的好东西都能够读,可是我只能够写那一点点我会的可怜的东西。读的世界远大于、早于,甚至长于写的世界。如果你要进入这个行业,不能不是一个读者。
 
  对我来讲,书写是公共性的,是驱动我的最大力量,我是一个不太会单纯思维的人,专注想一件事情,我做不到,大概三分钟被光影、声音、周遭事物带走,只有在书写的时候,可以每天早上都回到我在思考的点,笔可以带着我进去,会觉得思维远比在单纯想的时候要稠密。

  有没有希望大家多读我的书?没有,虽然有点矫情,但我是认真的。我在台湾的书销量很糟,在大陆勉强不让出版社赔钱。
 
  我非常佩服的一个书写者托克维尔,他三十几岁就写出《美国的民主》,200年后再谈政治还是离不开它。当时那个书上卷出来了,在欧洲形成一个风潮,一共卖了500本。现在一本书在台湾如果卖500本,它是没有资格出版的,因为赔钱。
 
  毛尖:作家这个词确实在“通货膨胀”。在我们那个时代,作家头上有光环,我们一本本买《收获》《当代》等。作家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舍利子,是教我们怎么做人,包含全部情感生活的人物。
 
  这些年确实不一样,可能刚出道20岁不到就贴上作家标签,而且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对一部文学作品说三道四。
 
  我做了那么多年专业阅读者,它和一个爱好者的区别在哪里呢?它让我意识到对感情的控制,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位置。有一点我一直非常愿意克服:暴露特别私人的感情。不在写作中使用“我”,这是第一步。克服了对“我”的使用之后,文风会更加简洁。我不太会在写作中说废话,这和一个专业写作者的心态有关。
 
  我在写作和阅读中努力的方向是,尽量克服形容词,作品才会精炼起来。这很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基本是动词和名词构成的电影,那种黑白感带来非常强烈的准确性和刺激性,准确性就是一个在最恰当位置上的句号构成的。莫泊桑说“没有比在一个最恰当位置上的句号更让人心魂荡漾的”,这比形容词更加激发人心。
 
  成为专业阅读者以后,我做了大学老师,我想阅读和写作有三重境界,王国维讲三重境界,回到最后的那个境界。好的文本最后都会达到一个通俗的东西,这也是唐诺的写作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像张爱玲的文本,最后也能够达到一个特别通俗的东西。俗要说很高级就高级,要说很低级就低级。
 
  名词、动词、形容词
 
  唐诺:哲学曾经是一个女王,所有的学问都包含在这个行当里,后来天文学、物理学等子民出去了,剩下一个孤独的女王坐在宝座上。
 
  文学世界里可能也有这个感觉,曾经在某一个时代里,文学负担着所有的重要工作,它是享乐,它是革命的旗手,它是新知的记载者,它做了所有的事情,走到现在,很多东西离开了,因为人们已经找到更适合表达的形式。
 
  当初厨房的女佣开始读小说,因为书是非常贵的,她在富人家帮佣才能拿到书。最早推出这个风潮的是女主人,当时贵族女主人是整个世界最无聊的人,孩子有人教养,家里有仆人。可是她们人数太少构不成整个结构的改变,改变是从厨房女佣开始。口袋本是整个出版惊天动地改变的方式。十八十九世纪,当时狄更斯的小说,最爱用强烈的形容词,那种形容甚至是不成立的。比如“痛彻心扉像屁股被箭射中一样”,好像整个意大利人都有被利刃贯穿臀部的经验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剧,爱恨情愁,高潮迭起,影像会更快地抵达。
 
  今天,我会比较古板,比较严肃地去强调文学非享乐的那一面。很少有一个专业的行业容许业余的人进来,但在文学里我们允许。文学是一个专业,同时又是人的基本生命现实,是人的处境、人的生命本身的问题。这使得文学变得非常复杂。
 
  绝对平等原则开始在整个世界发酵,没有人能够阻挡。作为文学或者书写的某种专业性已经明显受到威胁。毛尖所讲的节制,好像是一个比较缩减的说法。某种程度来讲,那就是我们对专业的一种敬畏。书写这个事情有它的专业性,有它的技艺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敬重的。

  文学世界不是写日记,不是写书信,不是抒情,不是表达自我,毛尖说是我对“我”的一个节制。尤其是小说,逼迫你进入到跟你不一样的主体,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动物,可能是一堵墙,可能是一朵花,进入那样一个因为受到物理限制所遮挡的世界。以前或许我们会强调文学世界那种美好的业余性,它跟所有的相关性,这些年来我感觉到,在策略上要有所改变,学会去敬重在那个行当曾经花过三十年四十年认真注意的事情。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字有大有小》,我反对只用名词和动词,没有一种工匠只用单一尺寸的工具。为什么形容词要慎用,因为它容易失败,因为它是处理细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讲,“名词是物质性庄严的存在,动词是推动句子的天使,形容词是遮挡实体的透明外援”。书写的世界,某种程度可以讲得很轻松,像午后的盛宴,一个舒适的聚会,但是某种程度是严控的。也许大部分作家当不起我们这样对待他。当你看到日本传承千年的木匠,你会感动,会觉得那样的事情值得你敬畏。我自己是一个读者身份,才敢大胆地这样讲,有些认真的书写者是值得大家用更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的。
 
  毛尖:前不久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名词动词。名词动词对形容词的克制,包括写作和阅读的第一等级,到了第二阶段就要学会准确使用形容词,我特别尊敬这种对形容词克制讲究的用法。唐老师讲到专业性和敬畏,我特别有同感,好的文本特别讲究专业性。前不久我看了1960年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获奖者马烽的作品,他在写救灾的时候用词非常专业。不像今天的年轻读者写洪水的时候,大量使用形容词,洪水滔天等。
 
  举个电视剧的例子,前两年的一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面用的名词都是民国时代的名词,不像现在民国片里的词汇非常不准确。专业类的剧经常会被挑毛病,比如孝庄皇后会自称“孝庄皇后”;还有一个宫廷剧《延禧攻略》,皇帝给皇后送荔枝,皇后看着荔枝引出一首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是讽刺皇帝的,可见剧组的编剧连九年义务制教育都没有达到。包括很多医疗剧不专业的地方太多了,一个病人送进来,一个护士大声叫,上0.1%生理盐水,如果真这样,这个人就完蛋了。写元朝、明朝的剧可以看到土豆、红薯,这些作物是很晚才进来的。这些都是非专业造成的。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非常好,他对电影怀抱了足够的敬畏心,创造日常生活的专业感、仪式感。有一个例子,在舞台布景中有一个柜子,有一面观众看不到,美工只砌了一边,导演说必须要把整个柜子全部砌好,演员才能有在家里的感觉。电影《欢愉》中,导演需要找一列19世纪的火车,这样要花费非常多的钱,美工说布置一个19世纪的火车就行,导演说不行,演员会觉得在一个假的火车里面,情感就到不了19世纪。这些都是专业性和敬畏感。
 
  专业性在阅读和写作中都很重要,写作的人不能缺乏专业性、敬畏心。像抗生素一样,大家都乱用,到最后需要不停升级,升级换代过程中一代代地乱用。我自己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作家,只是说写专栏的,慢慢变成专栏作家,后来混到现在变成作家。以前的作家都必须要写小说,现在作家的定义被无限拉长,现在在网络上发表过一篇很水的文本也能称为作家。是专业性和敬畏感共同失落的过程。
 
  写作和阅读是互相关联的,重新呼吁一下写作者的专业性和敬畏感是很重要的。当我能够准确描述不同的美,写作才能重新建构门槛,读者的门槛也会被重新建构,我们再也不会随便谈论一个文本。
 
  唐诺:没有必要把话说得太严重。人类是从影像世界走向文字世界的。文字有它的弱点,必须要通过一个再转换的过程,没有当下的感官。现在,影像世界重新回来,带着强大的威力和现代科技感。文学的享乐功能有很大一块回归过去,交给了大众传播,通俗的力量会越来越大。现在小说几千万字也是常态,想被看中成为一个IP。
 
  即使作为一个享乐读者,也可以适度地稍稍分辨一下影像和文字带来的不同的乐趣和幸福感。我的老朋友侯孝贤说,编剧写半天,对他来讲不过是演员的一个表情。可是在小说里,那个事件可以被细腻地展开,你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而不是有没有表情,眨眼或者撇嘴,这是唯有小说能做到。
 
  我想试着提醒大家,即使作为享乐,我们都可以得到不一样的乐趣。因为文字可以抵达某些影像没有办法穿透的地方。曾经发展的文字,人类展开多大的世界,触及到你原来没有办法思索、计数、传递、深入、分割、细腻化的部分。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唐诺 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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