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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文艺报》



丁玲与《文艺报》
 
  《文艺报》于1949年9月25日正式创刊,丁玲是第一任主编。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刚刚成立,在东总布胡同22号合署办公,丁玲是文协副主席,主持文协工作。
 
  1985年秋天,丁玲病重,写作困难,她用口述的方式把一些想写的文章用录音机录下来,想以后身体好些了再加工整理。其中,谈到1949年文联和文协成立之后的工作时,她说,那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两个刊物,一个是《文艺报》,是文联的,另一个是《人民文学》,是文协的。《文艺报》由她负责,原来有个底子,陈企霞、萧殷在那里管,还有几个华北联大的学生,每期字也不多,这样她就答应下来了。她那时出国任务重,回来了写点文章,也不显得矛盾。
 
  马烽在《京华七载》一文里也说过:“文联决定把文代会期间的会刊《文艺报》办成公开发行的刊物,通过刊物联系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可是文联除了秘书长沙可夫之外,下边没有多少具体工作人员,于是就把办《文艺报》的任务交给了文协承担。”
 
  丁玲1931年在上海主编过左联机关刊物《北斗》,1941年在延安主编过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丁玲很看重《文艺报》,创刊不久,胡乔木提议把它和《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合并,丁玲坚持不同意。
 
  如何办好《文艺报》?1948年12月,丁玲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拜访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同国民党军队决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丁玲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组织形式、领导方法,以资借鉴。法捷耶夫告诉她,首先要组织中央的文艺工作机关,它是属于作家的团体;作家第一个任务是写作,通过作品去教育群众;作品要提高就要展开批评,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报纸,告诉读者谁好谁坏,什么叫好,什么叫坏。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是《文学报》。
 
  丁玲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大会发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就说到,文艺批评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文艺工作者需要指导,许多读者也需要文艺批评来帮助他们学习”,“假如缺少正确的批评作为指导,创作是要走许多弯路的”。
 
  1950年春天,《文艺报》按照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检查工作,丁玲执笔写了《初步检查》,表示今后要“加强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号召文艺界打破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不负责任的批评等空气,建立正当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召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加强报纸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
 
  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丁玲作了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发言。她说:“《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因此编辑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明确的思想性,能判断是非轻重,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是热烈地拥护和坚决地反对。”“编辑必须比作家知道得多,他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也是第一个替作家考虑一篇作品在群众中所将引起的影响,他应该从刊物的任务、从群众观点来帮助作家,弥补这作品里的某些缺点,提高作品所能起的政治作用,以及做更好的艺术加工。因此编辑人员首先应该认识这个工作岗位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和责任。应该以能担负这种工作为光荣,而努力地、艰苦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政策思想,及文学艺术的修养,兢兢业业、虚心谨慎地从事日常工作,并且随时加以检查。”
 
  丁玲对编辑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家积极努力,《文艺报》培养出杨犁、萧殷、侯民泽、唐因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和文艺理论工作者。
 
  丁玲还为《文艺报》撰写大量稿件,从1949年9月到1955年初,一共发表了26篇。

  1952年1月,丁玲因严重腰疾,辞去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从1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1952年第2号起,主编署名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变为冯雪峰。丁玲后来说过,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丁玲回到北京,重返文坛,依旧同《文艺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发表了多篇稿件。1979年7月12日刊载于《文艺报》的《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是丁玲复出后第一篇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的文稿。
 
  来源:文艺报
  作者:王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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