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网

北京赛车 > 文坛动态 > 正文

白烨vs黄平:见证四十年,回望七十年

 
白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白烨vs黄平:见证四十年,回望七十年
 
  一 总体历程回顾
 
  黄平:白老师您好!正值当代文学七十年之际,《当代文坛》委托我请您做一个访谈。能否先请您简要回顾一下您的评论与思想历程?
 
  白烨:我的文学评论生涯,起始于大学期间。当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上学时一直痴迷诗歌,毕业留校后开始写作诗歌评论。这一时期,先后就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写过赏析性的文章,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主办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1980年代初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后,主业是文学编辑的工作,但对于文学评论的兴趣有增无减。从这个时候开始,由诗歌评论转向小说评论,先就我较为熟悉的陕西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创作撰写评论,后又扩展到铁凝、张贤亮以及“知青文学”等作家。这种以文学编辑为主业,以文学评论为副业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结束。
 
  1999年,我从社科出版社调到文学研究所。到文学所后,主要工作转为了年度文学现象梳理与宏观的文学走向考察,主要体现在当时我所参与和主持的几个项目上,这分别是《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中国文坛纪事》和《中国文情报告》。《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由所长任主编,我任副主编,主要是年度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代表性作品的摘录与编选,并约请研究室人员撰写各个学科的研究综述等。《中国文坛纪事》由我编纂,是年度文坛重要的会议、奖项、研讨等重要活动的文献、资讯与文章的精选与汇编,以体现年度文学的演进与发展脉络。《中国文情报告》(也叫《文学蓝皮书》)由我主持,是年度文学创作情形与研究状态的观察报告,分门别类地梳理年度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展状况与主要成果,并就倾向性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的宏观性年度考察报告,在文学领域一直没有。这个《中国文情报告》的问世,算是弥补了当代文学研究中长久以来的一个空白。因为这几项工作都涉及当代文学的倾向观察与宏观研究,我自新世纪以后的个人文学评论工作,也多以倾向性的现象和宏观性的问题的研究为主。
 
  说到思想历程,不同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触动与变化,但对我来说,改变较多影响也较大的,是1980年代中期前后,文学界在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和文艺论争的频繁进行过程中,由“主体”和“文体”两个话题的研讨引起的思想震撼与理论思考。“文学主体性”问题在当时的文坛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争论。文学的“主体性”在之前的严重失落、在当下的系统重建等观点,使我联系自己和反省自我,得到了深刻的启迪,认识到了“主体”对于文学从业者,尤其是创作者、评论者的至关重要性,这也促使自己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并逐步强化。我相信,这个时期的许多文学研究者都从这个理论思想中受到过启迪和得到了助益。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开始出现关注文学文体的研究倾向与国外研究文体问题的理论著述译本,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或少见的,都极大地促动着人们打开眼界和开阔胸怀。那个时候,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论断给我很大启发,使自己认识到思想与艺术的水乳交融,内容与形式的相辅相成,这不仅是文学的较高境界,而且是文学的基本要素。由此,开始有了自觉性的文体意识。“主体”与“文体”对我的启迪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使我深刻认识到在理论知识上不断吐故纳新的重要,在文学评论中不断学习的重要。这种作用对我而言,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令我终生受用。
 
  黄平:在个人文学与思想历程之外,请您再谈一下对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印象与看法。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与共和国一同成长,一道前进,走过了筚路蓝缕又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学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与繁荣,铸就了文学自身的历史辉煌,也以形象与影像的艺术方式负载了人民的心声,传达了时代的情绪,讲述了至为感人的中国故事,铸造了最为动人的共和国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七十年文艺事业的精到概括和高度评价。
 
  人们通常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分成几个时段来看,如“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以来等。这里边最为重要的时段,是“十七年”和新时期到新世纪这两个大的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我们党“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因而,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里充满了连绵不断的思想斗争与政治运动。一些具有新意和锐意的创作倾向和一些理论观点常常被看作错误倾向,并上升到政治层面来对待,这使文学创作的繁荣受到一定的影响,文学事业的发展也历经了种种曲折与坎坷。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文学事业是在“左倾”政治的压力下,负重生存,迂回前行。
 
  在文学创作方面,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和实行,以及文学界各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动,“十七年”间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青山林”(《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等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佳作力构纷至沓来,以持续性的丰收和标志性的成果,形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双峰并峙,并促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
 
  从1979年“四次文代会”到现在,即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是当代文学中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特别重要的四十年。新时期到八十年代文学问题的大论争、文学创作的新探索,促进了创作的持续活跃与理论批评的极大发展,更促动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与更新。文学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里,在生活领域不断开掘,在艺术表现上努力探索,在拓展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以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有益养分的推陈出新,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进入九十年代后,面临市场化大潮的强劲冲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通俗文学的强势崛起,文学在寻求人文精神的坚定持守的同时,以适应市场变化的种种调整,在长篇小说创作、报告文学写作等方面,取得多样化的突破,并使建立于个性化的先锋性写作、市民化写作和个人化写作成为基本定势。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艺创作和文艺传播的大力发展,使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新群体,出现了新形态。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使网络文学自身得到极大发展,由此也带来各种观念的相互碰撞,各种手法的相互交织,各种趣味的相互杂糅,使得介入文学的元素混杂了,影响文学的力量增多了,中国当代文学遇逢了新的机遇,出现了新的格局,也遇到了新的问题,面临了新的挑战。
 
  文学创作方面,无论从作家的代际与群体,文学的体裁与题材,还是作品的写法与样式,力作的数量与质量,都前所少有地多元与丰富。由中国作协主持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等国内重要奖项,不断推出一批一又一批的精品力作;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得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获得安徒生文学奖等,都是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重要收获。我觉得,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累累成果加上“十七年”的重要成就,共和国的七十年文学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无愧于时代并卓具时代特色的重要文学时段,已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以独特的民族气韵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黄平:您觉得七十年还有哪些重要作家、文学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
 
  白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也都需要进行深化研究。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没有谁被完全忽略了。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偏于代表性作品的具体性研读与细读性评论,作家的创作发展与艺术特色,尤其是结合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给予历史性的考察和整体性的研究的,好像明显欠缺。在这一方面,当代文学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和发展空间。
 
  另外,我觉得在重要的文学现象方面,1960年代的文学,关注与研究都很不够,在一些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甚至被完全逾越,忽略不计。这一时期的文学,从创作到评论,确实单调和萧条,但陆续发现的一些诸如“白洋淀诗歌”和“《山花》现象”等,也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存在,而且与后来的新时期文学也不无关系,很值得予以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黄平:七十年来,现实主义一直是主要的甚至是主导的文学思潮,请您谈谈对现实主义的看法,现实主义还要进一步发展的话,您觉得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
 
  白烨:确实,对七十年来波澜壮阔的文学潮动细加检省,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主义既是当代文学起始的源流,又是七十年文学海纳百川的文学主潮。正是现实主义写法的不断更新,现实主义精神的顽强坚守,使现实主义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浓重的底色与最为强劲的主导,促进并带动七十年文学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单从长篇小说的创作来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两类写作就有人们习称的“三红一创”,“保青山林”,以及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欧阳山的《三家巷》等。而在新时期之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和一些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均为洋溢着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力作,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古船》、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大新《曲终人在》等。
 
  现实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的顽强坚守,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蓬勃发展,在不同时期都给我们提供了如实反映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精品力作,给当代文坛培育了一大批不同代际相互衔接的重要作家。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也以光彩的一页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七十年的坚持与发展,突破与新变,也在现实主义的自身演变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与问题,提供了不少值得总结的规律与经验。
 
  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来看,现实主义似乎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回过头来再看,在这期间出现的各种小说创作手法,其实都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很好借鉴,有的探索则直接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包括其精神内涵。在进入新时期不久,小说创作中不时吹来令人欣喜的新风。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风》等中短篇小说中对“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因为“意识流”运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对人物的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实现了由主观感受折射客观世相的特殊效能。随后,一些超越传统文学写作范式的倾向相继出现,既使现实主义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始打破,又使现实主义的写法不断刷新,其中比较典型的,如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作家运用“先锋派”手法表现人物荒诞遭际与诡异命运的“新历史小说”,阿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把当下现实生活与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遗存”当作描写对象的“寻根小说”。严格意义上说,无论是“新历史小说”,还是“寻根小说”,都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路向,但他们超越传统写法的文学实验,却显然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色调和色彩,使得现实主义的写法更加开放了,又使现实主义的文学延展了。
 
  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艺术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兼收并蓄,使现实主义不断具有超越传统模式的艺术表现力;另一个是内在精神上的深化与强化,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文学,起点是现实主义的手法,要点是现实主义的精神。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为在创作中对人的一种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因为关注人的现状、人的发展,所以会对环绕着人的环境的一些问题进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现实主义精神里一定包含着批判性和抗辩性。因此,现实主义精神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内核,那就是人民性。事实上,从作品的阅读感受与传播影响上看,在同行中更受好评、在读者中更受欢迎、在社会上更有影响的,也主要是那些眼里有大众、心里有人民的作品。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的实处,化为艺术的成果,这应该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以经久不衰,现实主义潮流所以奔流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文学现象分述
 
  黄平: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最大特点是地方文学发展各有特色,各地作协对此也大力推动,您怎样看待这种地方文学的发展?
 
  白烨:地方特色确实是中国文学的最大特征。借用费孝通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说法,也可以说“从基层上看,中国文学是地域性的。”而地域性的核心元素,就是乡土性。
 
  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文”。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就从词章、艺术等方面,论述过南北艺文之差异,如“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泆纤丽之文”,“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等。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积淀造就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的文化底蕴孕育不同的文人与文学。所以,地域性往往是一个作家最为明显的文化标记,由此也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如莫言与山东高密,贾平凹与陕南商州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证。
 
  宏观一点来看地域性,各个省市区的文学都各有自己卓具代表性的作家,甚至引人瞩目的作家群体,使得各个地方的文学各显其长。如河南文学、河北文学、山西文学、山东文学、陕西文学、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名家较多,实力雄厚,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大省。我更看好的是江苏文学,他们从“40后”“50后”“60后”,到“70后”“80后”“90后”,都有重量级的作家,而且代际衔接紧密,总体实力更高别人一筹。
 
  实际上各省区文学的内部,也有小的地域性的现象,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如江苏的里下河作家群,苏州作家群;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周口作家群;四川的巴山作家群、康巴作家群;宁夏的“西海固”作家群;贵州的黔北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等等。他们立足于本省,辐射向全国,既是本省文学的主要支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接地气、有生气的基本力量。
 
  黄平:您一直着力于青年作家的提携,对于文学新潮多有发现,能否请您作一简要回顾,对于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也请您谈谈看法。
 
  白烨:我对于青年作家的关注,始于新世纪之初与“80后”作者群体的接触。2003年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期间,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找到我,说他们要召开一个“青春写作”的研讨会,邀我参加。我找来了郭敬明、张悦然、韩寒几个人的作品看了。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心里就有了底。因此,我在会上说道:青春文学作者和青春文学作品,确实既不是编辑做出来的、也不是媒体炒出来的,应该说,是他们自己冒出来的。这些作者各有才华、各有特点,他们有读者,有人气,确实并非偶然。
 
  在这个座谈会上发言以后,许多人知道我在关注“80后”的写作,于是开始有人找我。在2004年初,以“80后”为主体的苹果树网站编选“80后”的作品集《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请我写序。书稿有100多万字,收了76个作者的作品,把“80后”中比较突出的作者差不多都一网打尽了。书出来以后,我们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频道一起做了一期节目,请来各地共二三十位“80后”作者,在北京聚了几天。和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我越发觉得这个现象很值得关注,而主流文坛、传统文坛并没有真正而切实地关注过他们。然后我在一些场合开始提“80后”,包括接受媒体采访,为“80后”作者的作品作序等,也包括2006年间与韩寒在网络上的碰撞(“韩白论争”)等。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要讲述过对“韩白论争”的自我看法:回想这一事件,在看似偶然之中,的确也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我对于“80后”的评说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坛与文人的视角与观念,如“走上了市场,未走上文坛”等等,而韩寒作为具有叛逆情绪的代表,把我看成了传统文坛的一个代表。因而,借用批判我来显示他们的存在与力量,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幸或有幸被撞上并由我的文章而引发。这一事件的一个连带作用,是把“80后”这样一个代际概念,“炒”出了文学圈子,“炒”向了社会大众,使“80后”成为一个焦点现象和热门话题,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和所关注。
 
  我虽然在走近“80后”,尤其是“韩白论争”中,受了一些误解与委屈,但却并没有减敛我关注“80后”的热情,我仍不改初衷地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还更为执着、更为坚定。这在我,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第一,“80后”是一个既在成长,又在分化的文学群体。作为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80后”其实是由丰繁个体构成的多样群体,这一群体与我们这一代有诸多的不同与差别,而正因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第二,“80后”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日趋丰繁复杂甚至暧昧难辨,而他们所具有的经验与能力,在应对这种复杂与暧昧时,常常显得简单和稚嫩,这使他们的成长,不仅不很顺遂,反而更添困惑,更具难度。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方式和能力,去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减少迷茫,添加清醒,增强自信。第三,从文学的代际更替来看,我们的文学、文化队伍,必然要由“80后”中的从业者接续上来,从后备军成长为主力军。事实上,他们中有一些作者怀抱着高远的文学理想,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耕耘,艰难跋涉;还有一些作者虽倾心于网络文学与类型小说的经营,但却在写作的过程中,表现出靠近传统文学的倾向。这些作者,都需要以评论的方式给予关注,施予助力,以促进他们尽快地成长与进步。
 
  我们现在所说的青年作家,实际上包括了“80后”和“90后”。总体来看,样态既比较分散,群体也比较分化,有靠近严肃文学的,有靠近流行文学的,还有从事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的。靠近严肃文学的“80后”“90后”的一些作家,这些年都有很大进步,事实上已经成长为当下文学创作的生力军。至于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的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真正需要努力和解决的,可能还不是具体的写作方面,而是随着人生上历练与文学上成长,文学视野上需要进而拓展,文学追求上需要更加执着,生活积累上需要不断丰厚。这些问题是更为基础性的,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或者逐步更新。
 
  黄平:就当代文学评论而言,您如何看待七十年以来文学评论的发展,以及当下的文学评论现状?
 
  白烨:当代文学评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一翼。作为整体文学事业的重要构成,文学评论在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砥砺奋进,破浪前行,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说七十年的共和国文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雄浑史诗的话,那么,文学评论一定是其中最为动人的精彩华章。
 
  七十年文学可以分成几个大的文学阶段来看,文学评论与此相适应,也可分为这样几个大的时期来观察。总的来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一样,在七十年间呈现出了不同时期的繁荣与发展,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又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学风景,从而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浓重身影。
 
  “十七年”中的文学评论,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下,时常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制约,但在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还是尽其所能地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对新人新作的推介和精品力作的品评两个方面。五十年代中期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六十年初期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虽然都被当作错误言论受到不应有的对待,但都可视为特殊环境下的理论与评论的重要收获,在当时和之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文学进入新时期之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理论思想上正本清源,对被“四人帮”一伙彻底搞乱的文艺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同时,对于那些勇于直面现实的文学创作,予以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呼。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时代春风的鼓荡下,文学也被置于一个不断开放的环境与氛围,文学与社会生活密切互动,与文化思潮相互连通,这使文学评论有了更多可以汲取的营养,可以吸纳的能量,从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表现出强劲的战斗力,起到了为新的文学创作保驾护航,为新的艺术探求鼓劲加油的重要作用。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相继开展了“文学主体性”和“新观念、新方法”等的讨论,一些敏感的评论家受到启发,把“主体性”的理论思想引入文学批评实践,使从主体性角度评论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因为一头与此起彼伏的文学理论探讨相连接,一头与活跃的文学创作相联系,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姿态多样与样态多元的丰繁状态。因批评的资源借鉴与理论依托的不尽相同,偏于文学思潮的评论有之,偏于新观念新方法的评论有之,偏于文本细读的评论有之,偏于传统美学的评论有之,这使八十年代的文学评论,坚定地超越了单一的社会学评论,而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在人才与队伍建设方面,因一大批青年评论家的不断涌现和相继崛起,这一时期的评论队伍前所少有地呈现出老中青有机衔接、几代人同心协力的繁盛局面,这无疑是文学评论在评论实践中收获的最为重要的成果。
 
  文学创作在九十年代渐渐显现出长篇小说的崛起与个人化写作异军突起的基本倾向。文学评论在这一时期也把注意力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观察与评论。从九十年代前期的“陕军东征”等现象,到后来对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等重要作品的评论,都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动作用。而在个人化创作倾向的关注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对“新生代作家”“70年代写作”的分析与评论。这些评论有肯定,又有批评,入情入理的评论有助于理解这些文学新人的得失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一代文学评论家在研读新的文学现象、解读新人创作方面的意识的增强与能力的增进。
 
  文学进入新世纪,虽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自然延伸,但却日益带有属于新世纪的社会与文化的诸多时代症候。从新世纪文学步入第五个年头开始,人们开始研究“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与内涵、特征与意义等。总的来看,市场化、都市化、网络化、多元化、非精英化等五大元素的相互交织,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基本样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文学形态,也给文学评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文学评论在应对这样的从价值观念到文学形态都充分多元化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实现了自身的多样化发展。概要地来看,这主要表现为文学评论的四种基本形态的逐步形成和成为常态,这就是以热读与时评为特征的评论,以文学史眼光和尺度为特色的评论,以作品研讨为方式的评论,以文化研究为依托的评论。
 
  总的来看,七十年的文学评论,走过了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和重要的成就,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留下了不少难忘的教训。这些也是七十年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刻汲取。我以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健康的评论需要观念的拓展;2,评论与理论需要融合发展;3,批评家需要进而加强主体性的建设;4,评论也要“寻找自己的句子”。
 
  客观地说,文学批评跟当下的文学现状还是不相适应的。在文学评论中,宣传取代研究,表扬多于批评,微观胜于宏观,是确实存在的问题。面对俗化的文化环境和缭乱的文学现状,批评家需要增大社会责任心,增强历史使命感,并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审美高端的感知,观察现状,洞悉走势,仗义执言,激浊扬清。要超出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一般关注,由微观性现象把脉宏观性走向,由代表性现象发见倾向性问题;该倡扬的要敢于倡扬,该批评的则勇于批评,对于一些疑似有问题的倾向和影响甚大的热点现象,要善于发出洞见症结的意见和旗帜鲜明的声音。要通过这种批评家自身的心态与姿态的切实调整,强化批评的厚度与力度。
但文学批评的更大问题,是以缩小了的批评面对一个放大了的文坛;以相对传统的批评面对一个活跃不羁的文坛。这种事实上的不对等和不平衡,正是批评的难处与挑战之所在。因而,文学批评需要自立与自强,也需要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三 研究会工作及其他
 
  黄平:文学社团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您长期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请您谈谈研究会方面的工作与情况。
 
  白烨:作为民间形态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组织的重要构成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兴起而组建的,是新时期最早成立的一批学会之一。研究会是在原十所高校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编写组的基础上,进而扩大创会成员,于1979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学会年会上成立的。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日渐活跃,各个高校都纷纷开设当代文学课,这些都需要一个相应的学术团体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学术交流,促动学科建设,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是冯牧,第二任会长是朱寨,第三任会长是张炯,他们各做了两届。到2010年,张炯的年龄超出了民政部规定的年龄界限,大家就推举我当了第四任会长。我当会长,并非我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研究会由社科院主管,我担任会长,联系与管理起来都比较方便。当时的副会长,个个都是学术大家,如雷达、吴思敬、陈思和、於可训、孟繁华、程光炜等,谁出任会长,都合情合理。大家所以推举我,可能还
 
  有一个原因,是我愿意拿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研究会的义务性工作上。

  从八十年代以来,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平时也经常举办新的文学现象研讨会和作家作品研讨会。八十年代初期,于云南昆明召开的当代诗歌研讨会,于北京召开的王蒙近期创作研讨会,于北京举行的中日学者对话会,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研究会还参与创办和主办了一些文学刊物,如《诗探索》《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等,这些在当时都对促进文学创作、活跃评论与研究,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我担任会长以来,除去按照研究会的惯例,开好两年一次的学术年会,举办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研讨会,还根据文学的新变化和新走势,着重推进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也是我感觉比较紧迫的急务。一个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显得相对传统,已经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文学现状;一个是老学者、老教师退休的较多,而年轻的学者和青年教师参会的还不多,需要大力吸收和培养批评与研究的新人。因此,我们在研究会下属机构上,组建了“新媒体文学委员会”和“青年批评家委员会”。一方面把研究的触角伸向网络文学,与三江学院合作开设网络文学编辑专业,为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后备人才;一方面加大“80后”等青年学者入会的力度,并在年会上开设“青年论坛”专场,给年轻学者提供亮相的平台和交流的契机。从2018年之后,我们跟相关院校合作,每年举办一个全国性的“青年论坛”,给年轻的当代文学学者提供一个亮相和发声的舞台,让年轻学者得到更多的锻炼,使他们尽快地成长和成熟起来。
 
  黄平:您在文学出版方面也颇有成就,能否简单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历与经验?
 
  白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实际上主要是两个阶段,一个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出版社,以编辑为主,评论为辅;在研究所,以研究为主,编书为辅。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将近20年。那个时期,从社会到文学都是百废待兴,活跃不羁。因为我当时已经涉足评论,所以对当时的文学发展生动状态和文学论争的活跃情态,倍感兴奋,也密切关注。在文学编辑中,特别想组编一些有新意又有分量的理论批评著作。我在出版社编辑的第一本书是《欧美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二),费尽辛苦编完,字斟句酌校完,一本泛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摆在面前,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喜悦与满足。八十年代,我的主要兴趣在理论方面,因此,编辑的几乎全部是文学理论方面图书,如《海明威研究》《新小说派研究》《新批评研究》《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还以本社编辑部名义编选了《小说文体研究》《文艺与科学研究》等文学研究新走向的论文选本。九十年代,出版社要求文学编辑室出一些读者多影响大的图书,我为此主持编选了“海马文学丛书”,《杨绛作品集》《史铁生作品集》,主持策划了“外国散文精品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等。这些图书在一个时期,都成为了出版社的看家图书。文学编辑是一个特殊的行当,需要懂专业,更需要有创意,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市场上取得切实的成果,确实不易,却也确实诱人。
 
  我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也间或从事文学评论。而编辑工作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像编辑《欧美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新小说派研究》《新批评研究》等图书,我就一边编稿子,一边抄卡片,积攒下来的“名家论文学”的卡片有数百张之多,现在写文章还会经常用到。
 
  到文学所之后,以研究工作为主,但编书的事一直还在做。除去主编所里交付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个人承担的《中国文坛纪事》和《中国文情报告》,还先后与阎纲等人合作编选了《中外著名作家中篇小说选》(四卷),与雷达共同主编《文学作品年度选本》,与于青共同主编《世界情爱名著博览》,独家主编《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四卷),《青春文学十年精选》(五卷)等,今年还主编了《70年文学评论选》《共和国文学记忆》等。编辑各种各样的文学图书,实际上是另一种文学介入,这除了为人们提供必要的资讯和积累重要的文献外,也使自己保持了一种对于文学现场的参与,对所从事的文学评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面向读者的意识,面向市场的考虑,等等。这使我比别的评论家更为关注作品之外的相关因素,从而更接一些地气。
 
  黄平:目前文学界很重视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在您看来,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现状如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
 
  白烨: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跟过去即四十年前相比,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比较重要的图书类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数量在逐年增多。在这一方面,有一个中介环节很重要,那就是外国的汉学家、翻译家,他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趣味和读者需要,会选择一些重要的作家的新作品进行翻译介绍。被他们所关注的作家,自然译介的作品就比较多,如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阎连科、刘震云、贾平凹、王安忆、阿来、麦家等。这些年因为在国外荣获大奖,刘慈欣、曹文轩的作品也译介较多。还有一个方面,是国内对外的文学杂志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也比过去有很大进步。过去,我们有一个社科院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现在又有《人民文学》的外文版(12种),这些杂志构成了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短篇作品的主要窗口。网络小说的对外译介,是这些年新发展起来的,有关资讯表明,北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都有专门翻译中国网络小说的文化公司,因此,中国网络小说的对外译介也在与日俱增。
 
  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跟过去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比之于当代文学切实具有的成就,以及中国文学应有的影响,仍然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存在巨大的差距。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过去主要依靠汉学家、翻译家的作家选择与作品翻译,我们自己相对比较被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正在着力解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这几年相继推出了“经典中国”“丝路书香”工程,中宣部和中国作协也开始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这些工程或包含了文学作品,或以文学作品为主,由国家出资推动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而且在作品的翻译语种上,也不作限制,也就是说一部作品会涉及到多个语种。相信随着这些“工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不如意的状况,一定会不断改观。
 
  黄平:最后一个问题,在日益走向人工智能的时代,您觉得人工智能有一天会影响乃至改变文学写作吗?
 
  白烨: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平时根本不往这上边想。
 
  我注意到有报道称:人工机器人可以写作一些应用性文稿。据说腾讯写稿机器人不到1分钟就写好了关于乌镇互联网大会的报道。甚至在上海《思南文学选刊》的一次文学作品的评选活动中,一个叫做“谷臻小简”的人工智能系统还出任“评委”。这些都是有趣的尝试,但在我看来,也只是有趣的尝试而已。
 
  据说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离不开算法和软硬件的支持的人工智能,可能也有它学不来、做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人在文学创作中的无边无际的想象力,灵活机动的创造性,以及独特的情感表达与微妙的心理变化。技术就是技术,不可能替代艺术。因此,虽然我们日益走向人工智能的时代,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人工智能对于文学写作的革命性影响。我对“文学是数学”表示极大的怀疑,我坚信“文学是人学”。
 
  白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黄平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来源:《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作者:白烨 黄平 
 

 
加拿大28 pk10代理网址 幸运28 安徽快3 幸运28 安徽快3 加拿大28 北京赛车时间表 秒速时时彩 秒速时时彩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