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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下沉”,批评“出圈”

创作“下沉”,批评“出圈”
 
  最近几年的网络热词当中,有两个词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下沉”,准确而言是“下沉市场”,另外一个是“出圈”。“下沉市场”是说这些年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大力开发三四线城市,包括小镇、乡村的市场,逐渐改变此前只注重一二线大城市市场的经济策略,比如“拼多多”“聚划算”“京东”等,都对“下沉市场”抱以很高的热情和希望。这些互联网公司打开了中国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伴随着物流、商品的脚步,更广阔的中国现实得到呈现。同时,今天很多的网络视频,如“快手”“抖音”等平台,都表达出了很多与大城市经验完全不同的中国现实。
 
  市场的“下沉”,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行为,更说明一个基本的现实状况,就是我们曾经以为的三四线城市和小镇世界,并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现代文化参照下的愚昧落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或者说城市与村野之间的独特文化。他们能消费,能自娱自乐,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从人口数量、地理范围来看应该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体,但却一直不曾成为电子商务的开发对象,同时也被我们的作家和人文研究界普遍忽视。这些群体如今成为市场消费主体、成为网络短视频主体之后,其实也不断提醒着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去重新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由此,“市场下沉”,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创作和人文研究也需要有一个“下沉”过程?
 
  还有“出圈”一词,这是从粉丝圈的说法“饭圈”延伸而来。所谓“出圈”,就是影响力溢出了原来的圈子,比如某个明星因为什么事件,引起了核心粉丝群体之外的、平时不了解这个明星、不关注这个圈子的人也开始对这个明星或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像2019年的蔡徐坤、李子柒、李佳琦等,都是成功“出圈”的明星人物,都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出圈”带来的效应,不仅仅是声誉的扩张和商业的成功,往往可以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性话题,进而引发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对于这种“出圈”现象,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是学术研究的“出圈”趋势。成为文化事件的“出圈”行为,其实是引导着我们的人文学者去关注当前的文化现实,而借着事件的公共性、焦点性,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可能实现“出圈”效果。
“下沉”和“出圈”,都指向了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下沉”现象引导着我们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出圈”现象无形中促动着我们的人文研究更迅速地接通当前社会的文化问题。在“下沉”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联系起近两年的“现实主义”热。文学界重燃“现实主义”热情,这不完全是政治上的推动,根本而言其实是文学创作自身需要新一轮的“现实感”改造。前几年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就是今天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取向的一个前兆。从“非虚构”到“现实主义”,其实是政治话语促成的说法上的变化,于根本上而言就是在召唤文学创作的“现实感”。“现实感”指向的是我们的写作要更真诚地感应、回应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作家的创作如何才能更具“现实感”?这必然不是满足于向书本学习,不是简单地继续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然成了习惯的模仿西方,而是更深刻地感应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包括更广泛地接触和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这种创作指向,某种意义上就是作家目光的“下沉”,沉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沉到当前中国人最普遍、更真实的生活中去,包括沉到最细微的生活和物质考证中去,改变以往一心趋向高大上概念化和各类主义化的写作趣味。当然,“下沉”同时也是一种创作心态的改变,是去除浮躁、回归本职、扎实创作。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文学文化活动特别多,很多作家忙着赶场子出席活动,只见创作谈、演讲稿越来越漂亮,却不见创作上有什么精进,这是本末倒置。
 
  强调重回我们的生活现实,这不仅是创作层面的紧迫需求,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一种内在品质。这几年中国文学界强调中国当代文论建构,这也并非纯粹源于政治上的要求,内里也有一个文学理论发展趋向及其未来可能性的问题。我们跟随西方的理论,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跟了几十年,各种大大小小的西方文论家几乎都挖出来咀嚼过了,如今我们最前沿的文论研究其实跟西方当前的理论家站在了同一条线上,未来的文论发展空间在哪里,这需要的是全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不再是简单的谁译介谁、谁影响谁的问题。这时候,能够为世界文论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的,必定是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现实,而中国文论研究者要提出新的文论发展可能性,自然也是从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和当前文学和文化现实中汲取养分。这里面,我个人觉得,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的中国化推进,尤其需要批评家、学者去回应当代中国的文学问题,包括去面对当下的文化状况,让我们的批评和研究具备当代品格。当代品格指向的是当代意识,这不只是处理当代的问题,还要求我们走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圈子、学术圈子,摆脱此前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的圈内自我言说状态,吸收新鲜血液,完成知识更新和思想创造,这也就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出圈”问题。
 
  要“出圈”,首要的是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现实上来。即便是处理最新最前沿的理论问题、文艺问题,也摆脱不了我们自身的处境,我们是无法扯着自己的头发逃离这个地球、离开这个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把理论问题说清楚,往往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把自身的体验给疏离了,以至于写的东西无血无肉、寡淡无味。没有“血肉”的研究怎么可能让人爱读?像这几年有一些历史研究著作,比如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王笛的《袍哥》等等,他们的写作方式都摆脱了传统的历史研究论文模式,结合了非虚构等等叙事方式,但核心还是在于他们这种写作方式融入了很多鲜活的血肉性质的内容,而且处理的都是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者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有着某种隐秘关联的话题。文学界层面,比如前几年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也把文学批评创作植入到对于“80后”一代人、甚至更宽泛意义上这个时代的青年出路问题上来,这也就摆脱了很多文学批评只阐述文学文本或者只探讨文学史、文学理论范畴内问题的思路,让文学批评有真正的时代性和现实感。
 
  另外,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现实,这种目光的转向也会逼着我们去改变我们的文学、文化研究思路。这个时代,我们的经验、感受都是无比复杂的,这时候如果满足于传统的对于某个稳定的理论文本或文学文本的研究阐发,那我们肯定会有不满足感,会觉得它不足以描述我们自身,更不要说描述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流动性、变化性大于稳定性的时代,我们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必须把视野放大,从很多方面来思考我们自身和我们时代文化的复杂性。这个“很多方面”,不仅仅是理论视角的多方面,更是拓展我们的关注对象,从我们时代多样态的文学作品、文化产品、文化现象等等层面展开研究。当然,这种“广”,并不是毫无焦点的宽泛化言说,而是把宽广的研究视野作为我们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知识准备,这是一种基本素养。
 
  人文研究的“出圈”,在“广”的基础上,还需要有焦点性和深刻性,所探讨的问题要更多地触及我们时代的文化痛点,或者说时代性的公共焦点。“圈外”人对一个学术“圈内”问题感兴趣,必然是因为他们遭遇到了这方面的困惑、有了这方面的兴趣。比如近些年的人工智能问题。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从深层次上引发了我们关于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它撼动了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人”的定义。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高度智能化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以“人”为中心来理解一切建构一切就逐渐成了一个问题。近些年来“后人类”概念得到广泛的使用,对动物的主体性研究,包括对机器人的“人性”想象也成为了学术界、艺术界的热门探讨话题。这些都只是一个前兆而已,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继续推进,“人”对自身、对其他生命体的认知都会逐渐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将带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转型,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文研究,定是一个大变革。这个大变革,不是某些个具体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圈”的变革,而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变革。那么,针对这一时代性的变革,我们的作家和人文研究者又能提供怎样的研究成果?要知道,人工智能涉及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伦理问题,它带动的不仅仅是人们关于具体技术的好奇,更是关于科技伦理、技术哲学以及科幻文学等等关于科技时代人性问题的困惑。这时候,借着手机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很多以往只是学术圈内的知识、思想都可能够迅速转化为公共性的常识。
 
  创作“下沉”,批评“出圈”,这是回应当前这个媒介超级发达时代的一种选择。当代世界,早已进入一种一切都或被迫转型、或主动调整的流动性时代,传统的文学创作和人文研究何以能够“固圈自封”?作家和研究者都需要主动打破传统的圈子化规矩,从圈外寻找思想资源来维系活力。这活力不是“活动力”,而是创造力。要有大的创造力,作家和学者就必须“下沉”,沉到最基础、最真实的生活现实文化现实中去,发现真正的现实痛点,生成最鲜活的思想话语。是真的创造、有真的思想,“出圈”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来源:文学报
  作者:唐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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