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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

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
 
  编者按
 
  和19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相似,八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迎来“新东北作家群”。“新东北作家群”,概指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一批近年来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他们构成了当代文坛这几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从出场方式来看,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早已溢出单一的纯文学场域,他们打通了纯文学与市场的边界,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同时获得了不俗的影响力。在具体创作中,“新东北作家群”分享相似的时空装置,回应的普遍主题是“下岗”,创作风格上多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等独特的叙述策略和间离而又统一的文化立场,通过“子一代”的视角挖掘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使得他们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这些共同赋予了“新东北作家群”以新颖之貌。
 
  展望未来,“新东北作家群”作家的写作不仅会受到学术体制、纯文学、技术现代性社会等多重维度的宰制;而且更大的困境在于如何处理“阶级”与“地方”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可以预想的是,“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势必将挪动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位置和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一、“新东北作家群”的出场
 
  “新东北作家群”出场的标志性事件,是双雪涛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在《收获》杂志2015年第2期上的发表。在此之前,1972年出生的抚顺作家赵松在2009年通过独立出版的方式出版《抚顺故事集》[1],1978年出生的哈尔滨作家贾行家以“阿莱夫”为名在2011年8月注册网易微博并开设“他们”专栏,以每篇163字为限的篇幅记录“他们,困苦地活着”[2],这两位作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冷峻的片段式人物素描,也一定程度的预示了“新东北作家群”的美学风格。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则提供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成熟典范,《收获》作为文学场域的核心刊物,宣告“新东北作家群”正式在文学界登场。“新东北作家群”中几位代表性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先后获得《收获》的承认。继2015年发表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后,《收获》2018年发表班宇《逍遥游》,2019年发表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其中班宇的《逍遥游》获得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第一名,在双雪涛之后再次经由《收获》成名。

  “新东北作家群”的几位作家,首先分享着其他青年作家类似的文坛成名方式,经由“名刊-名校-文学奖”这一系列文化体制获得文化资本。代表性的如双雪涛2015年在《收获》成名后,在同年9月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3],并在2018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双雪涛非常受到文学奖的青睐,按照时间顺序,先后获得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2017年《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青年力量奖、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2018年智族《GQ》年度作家奖、第十届辽宁文学奖特别奖等一系列奖项。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和以往青年作家相比,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不同的出场方式:他们更多的受到市场化媒体的支持。双雪涛文学之路较为特别之处,是从获得台湾的文学奖开始,上文提到,他在2011年初获得台湾《中国时报》主办的“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2年获得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不过对于大陆作家而言,这种从台湾的文学奖开始的文学之路,从王小波到张怡微,也并不鲜见。然而到了比双雪涛年轻三岁的班宇这里,他首先选择的是网络,班宇以“坦克手贝吉塔”为ID,在2014年2月与“豆瓣阅读”签订专栏计划,当年2月12日发表第一篇《野烤玉米》,之后双周更新一篇专栏,合计十篇,结集为《铁西疯食录》;2015年2月班宇在“豆瓣阅读”上初次发表小说,发表《铁西冠军》系列(含《铁西冠军》《车马炮》《我曾看见满天星斗》三个短篇);在2016年10月发表《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含《古董》《鸳鸯》《云泥》《超度》四个短篇,《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获得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喜剧故事组首奖作品,这四个短篇,加上《车马炮》一篇(经作者修改并更名为《破五》),五篇小说以《工人村》为名,收录在班宇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冬泳》中。此外班宇小说在普通读者层面上的传播,有赖明星易烊千玺2019年2月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冬泳》。
 
  和双雪涛与班宇相比,贾行家与郑执的出场方式更为多样。贾行家在网易微博上的专栏渐受关注后,在2017年3月“一席”发表演讲《纸工厂》。“一席”创办于2012年8月,是近年来深受关注的中文互联网知识传播平台。在贾行家之后,“一席”在2017年4月邀请双雪涛演讲《冬天的骨头》,2019年1月邀请郑执演讲《面与乐园》。郑执则借助《鲤》发起的“匿名作家计划”成名。在传统的文学场域中,很难找到恰当的概念来描述“匿名作家计划”。这一计划的发起方《鲤》形似杂志,实则是以文学为主的“主题书”,由张悦然主编,周嘉宁担任文字总监,创办于2008年,基本上每年出版两本,自2018年开始出品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的品牌“理想国”(“理想国”也是双雪涛、班宇作品背后的出版方)。在创刊十周年之际,《鲤》于2018年4月出版《鲤·匿名作家》,宣布发起“匿名作家计划”。在宣言中直接提到这是一次“蒙面唱将”式短篇小说竞赛。《蒙面唱将》系江苏卫视一款火爆的音乐真人秀综艺节目,由歌手蒙面比赛。“匿名作家计划”以综艺节目的方式组织文学竞赛,最终郑执《仙症》获得冠军。综艺节目的方式确实有助于“匿名作家计划”的广泛传播,也并没有损坏文学的品质,笔者阅读《仙症》深受触动,这篇小说堪为近年来华语短篇小说的杰作。
 
  同时借助纯文学场域与市场的力量,是这一批“新东北作家群”的出场特征。笔者在上述梳理中还没有提到影视的力量,目前双雪涛、郑执等人作品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可以想象借助电影市场又将掀起一波热浪。与这批“新东北作家群”相比较,也有一批“80后”作家在纯文学场域中成长,一路就读于名校,任职名校名刊或各大作协,但缺乏市场的推动;另一批更早地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面向市场的“80后”作家,比如郭敬明也曾经试图借助纯文学的力量,在《收获》《人民文学》上先后发表作品,但并不成功。真正打通纯文学与市场边界的,在文学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同时获得影响力的,是这一批年青的东北作家。尤有意味的是,不仅在文学场域“新东北作家群”展现出跨界性,在美学向度上同样如此:从李陀到王德威,不同美学立场的批评大家都著文肯定这一批作家的文学探索。
 
  从东北出发,在上海成名,和19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相似,八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迎来“新东北作家群”。从双雪涛到班宇,一浪接续一浪,构成当代文坛这几年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包括电影、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中国当代电影自王兵《铁西区》(2003)以来,近年来表现泛东北的以“下岗”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基本上囊括了近年来海内外各类电影奖项,如张猛《钢的琴》(2011,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刁亦男《白日焰火》(2014,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等)、 张大磊《八月》(2016,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在电视剧领域赵本山团队的《刘老根》(2002-2003)、《马大帅》(2004-2006)、《乡村爱情故事》(2006至今)等作品有长久的影响力与收视率;中国当代音乐也不遑多让,董宝石《野狼DISCO》以一场不断反讽、不断自我瓦解的“蹦迪”表现东北的失落与不甘,在2019年唱遍大江南北。而这一浪潮之间的不同文类亦彼此影响,双雪涛谈到过《平原上的摩西》受到《白日焰火》的影响[4],而董宝石坦诚他的音乐受到班宇小说启发[5]。有意味的是,作为说唱歌手的董宝石体现出明确的文学史意识,他将这一浪潮称为“东北文艺复兴”[6]。
 
  二、“新东北作家群”的主题与风格
 
  在这一批以“80后”作家为主的“新东北作家群”涌现之前,东北籍的作家在当代文坛也屡领风骚,拥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如迟子建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齐邦媛以《巨流河》享誉海内外文坛。但作家之为“群”,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 “东北作家群” 以“抗战”为背景, 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
 
  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这一次“新东北作家群”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我们经常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地方化。在文学的意义上,“东北”不是“地方”概念,“上海”或“陕西”等省市也不是地方概念。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
 
  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19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这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比如双雪涛的《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以及郑执的《仙症》。诚如贾行家所言:“我一直很偏执地记录这些人,甚至到了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的时候。”[7]
 
  以往的文学理论,更多地从技巧层面上的“内部/外部”来讨论视角,忽视在文化层面上“内部”与“外部”的辨析。在共同体内部看来,从子一代的视角出发,长久笼罩在东北工人头上的想象,比如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福利社会的状态讲述为粗野、懒惰、依赖性强、吃大锅饭,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常识”,而只是“东北想象”之一种——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想象自19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一直居于主流,乃至于被东北人内化为自我指认。而在双雪涛与班宇等作家笔下,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一代,其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有不可让度的尊严。代表性的作品如双雪涛的《大师》,父亲三十五岁下了岗,老婆离家出走,每天沉溺于下象棋与喝白酒。在这种境况下十年前的棋友来访:十年前父亲还是拖拉机厂仓库管理员,现在是终日烂醉脖子上挂着家门地址的下岗工人;十年前棋友是仓库隔壁监狱里的瘸子犯人,现在是没了两条腿的云游和尚。这一局棋倾注了两个人半生的沧桑,在“我”眼中,那一刻父亲重新可以依靠:
 
  父亲也抬头,看着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那个肩膀我已经很久没有依靠过了,我说:爸,下吧。父亲说:如果你妈在这儿,你说你妈会怎么说?我说:妈会让你下。父亲笑了,回头看着和尚说:来吧,我再下一盘棋。[8]
 
  小说结尾父亲展现出英雄般的高贵,将本来能赢的这局棋让给了和尚,并且按照落子前的约定,让“我”叫和尚一声“爸”。“父子”关系由此溢出了血缘,转化为子一代的“我”——小说的叙述人——对于下岗一代的重新确认。同样的转折也出现在班宇《盘锦豹子》的结尾,多年隐忍的父亲被逼到拔刀而起,威风凛凛如一头豹子,“而那一刻,他也已看不清父亲的模样”[9]。一代人的辛酸,凝聚为父亲最后的呐喊:
 
  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10]
 
  可能难以想象,关于1990年代上千万人的东北下岗潮,时至今日也找不到一部沉重的社会学、历史学的作品予以记录,相关的史料寥寥。双雪涛、班宇他们的写作,就像一封晚寄了二十年的信,安慰着步入人生暮年的父辈。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标准人”,是市场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计算;在“新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则游荡着太多的“畸人”,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双雪涛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记录着安德烈这样的中学同学如何拒绝向一个时代投降,直到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冷枪》中的“我”冒着退学的风险也要在宿舍楼里打一架,因无法忍受有人在电脑游戏中作弊,“用狙击枪射杀着看不见他的年轻人”[11]。王德威曾经谈到,“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 从任何的角度说, 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 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12]有意味的是,这是王德威三十年后再论“畸人”。[13]如果说1980年代的“畸人”,是瓦解高大全红光亮的美学语法;那么当下的“畸人”,是突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
 
  对于父兄辈的失败者,双雪涛、班宇这一代并不是停止于感伤,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为这群历史的牺牲品追索正义,比如双雪涛《北方化为乌有》或班宇《枪墓》、郑执《生吞》。在《北方化为乌有》中,除夕之夜,一个“一直用短句子”、“第一人称儿童视角”的东北青年小说家,被醉酒的女出版人纠缠在家里喝酒,并且被嘲讽着“除了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出版人提到小说家正在写的小说里的一桩凶案,提到一篇自由来稿中也写了一模一样的故事。小说的“虚构”层面渐次瓦解,小说家展示出一块带血的衣领,告之出版人自己正是小说中被杀死的车间主任的儿子,并且和出版人通过电话约到了这个作者深夜来会。虚构的文学转为历史的见证,曾经的车间主任之子,当年车间主任恋人的妹妹,两个“子一代”的叙述视角彼此补充,在对话中还原东北往事:当保卫工厂的车间主任被腐败分子雇凶杀害后,“姐姐”多年来不止不休地追凶,最终将凶手杀死,并且将逐一地对当年的腐败分子完成复仇。《北方化为乌有》带有元小说性,展现着从“虚构”出发的叙述最终如何走向“现实”。这样的小说沟通了叙述与正义的关系,完成对于自身的救赎:小说重新成为一种有道德承担的文类,而不是纯粹的叙述游戏。
 
  “新东北作家群”这种依赖于“子一代”视角的叙述,同样可以被归为“青春文学”;或者更进一步说,随着这批下岗工人后代的青春叙述浮出历史,新世纪以来统治青年写作多年的“青春文学”的叙述程式到此终结。“青春”和“文学”这两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概念长久地被“青春文学”所宰制,这种“青春文学”从1990年代以来占有性个人主义出发,侧重内心倾诉,充满自恋地处理题材与语言,标榜一种去历史化、去道德化的职业写作,以所谓“叙述”的可能性来掩饰内心的空洞与文学的贫乏。
 
  “新东北作家群”这批青年作家的文学突围,首先是语言的突围[14]。具体地说,和以往“青春文学”常见的长句与陌生化比喻相比,双雪涛、班宇等人的小说多用短句,充满着大量东北日常口语。句子的“长”与“短”的差异,落实在以往的青春文学作家多用自由间接引语,而“新东北作家群”作家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这里显然有两种文学观的差异:自由间接引语一定程度上让出叙述人的权威,从人物的视点引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引语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停留在人物的对话上。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班宇的《双河》,小说第二节第一段,“我”与关系暧昧的刘菲在菜市场相遇,这短短一段有二十六个“说”,通过“我说”与“刘菲说”,层层揭示出“我”与刘菲的互相试探。
 
  侧重自由间接引语的作家,一般来说反对语言与现实的同一性,拆解文学对于现实的“摹仿”,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个人”的“内心”的独异性。如同奥尔巴赫对于伍尔夫小说的分析:“作为客观事物讲述者的作家几乎完全隐去,几乎所讲的一切都像是小说人物意识的映像”。[15]这是祛魅的个体时代的艺术,在二十世纪兴起自有其历史根源。“新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们,要想超越这一现代主义的写作程式,必须接过一百年前那对于现实主义仿佛“致命一击”的问题:人物之外的叙述人,是否可信?现代主义小说由此凭借叙述的间离,貌似从叙述人这里把人物还给人物。十多年前底层文学兴起时也遭遇到这一诘问:谁可以为底层“代言”?底层文学一方也沿着对方的逻辑走向新工人文学,似乎也寄希望于底层自身的发声。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深刻回应了这一文学史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是共同体内部的写作。“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仿佛历史的胎记,在双雪涛、班宇的多篇小说中,1990年代9000元的中学学费不断出现,能够体会到这笔残酷的学费如何成为作者当年的梦魇——学费使得子一代最切身地体验何谓“下岗”,双雪涛小说的韩文版直接被译者定题为《九千班的孩子们》。这种间离而同一的文化立场,导致小说的叙述视角充满创造性。也似乎只能在这一文学的位置上,“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对班宇《逍遥游》的分析中,李陀指出班宇等人的小说在复兴现实主义,并且强调了“写作”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创造性[16]。现实主义的复兴,有必要清洗被污名化的定见,“夺回”一些被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概念。比如寓言化的写作,班宇是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作家:在一个废墟般的世界里,班宇将碎片转化为概念,将概念转化为寓言。无论是《空中道路》或是《冬泳》《夜莺湖》,小说最终寓言化的翻转,往往是不连续的两个历史时间叠搭在一起,历史的非连续性,使得小说里的“现实”笼罩着一层恍惚的非现实感。毕竟,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关乎救赎的表达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班宇的成名作《逍遥游》中:身患尿毒症的“我”什么都在失去,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虚弱一一对应的象征世界在解体,人物等待在绝对的空无之中。小说无穷无尽的反讽像波浪一般涌动拍击,组织起无穷无尽的高度写实的细节与语言,一切建基在反讽的虚空之中,而这虚空又包含着等待。《逍遥游》超越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成为反悲剧的悲剧。
 
  总之,“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在主题和美学风格上都是一次召唤。召唤历史的连续性,召唤小说的道德使命,召唤真正的艺术。同时,基于对类型小说叙述的挪用,乃至于小说所外在的故事性和道德感,这种召唤可以穿越文学场,抵达到所有的读者。文学与现实,技法与道德,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
 
  三、“新东北作家群”的未来
 
  如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复现:一群和文坛素无瓜葛的东北青年,以他们的写作震动文坛。对于逐渐边缘化的当代文学,这群青年作家再一次提醒我们,文学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去的“专业”,而是从来都和生活血肉相连。但是当他们站立在文坛的中央,未来何去何从?八十年前的传奇,最终并没有圆满的收场。
 
  在“新东北作家群”中,班宇对未来有一个戏谑而不乏深刻的展望:
 
  2035年,80后东北作家群体将成为我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学者教授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此同时,沈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都,东北振兴,从文学开始。
 
  2065年,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户,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以供阅读。可对语言、流派、字数、地域、姓名、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宣传口号或为:××外卖,写啥都快。生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博尔赫斯于同年复活,醒来的第一句话是:天堂不是图书馆的摸样,地狱才是,感谢你们将我拯救出来。次月,他觉得仍处地狱,不曾脱离。
 
  2095年,文学的全部概念均被瓦解,已不存在,无人提起。只有一少部分人进行秘密结社,坚持从事写作这种古老活动,被视为正统社会的异端,生存空间极其狭隘。他们试图与写作机器对抗,但屡屡挫败。同年某地下室,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在地。原因不明。[17]
 
  班宇这段“展望”触及到了宰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多重维度:学术体制、纯文学、技术现代性社会。他们的写作首先被学术体制化,之后面临着演进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化文学的压制,最终被“写作机器”及其对应的非人化的技术现代性社会所取消。而这一切的结局——或者说开始——是作为象征的博尔赫斯,在一个文学黑客帝国般的世界里,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新东北作家群”遭遇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不知道他们在百年后能否逆转未来?

  技术现代性社会最终将毁灭文学,而将文学知识化的文学批评与将文学技术化的纯文学写作,构成了技术现代性社会的文学建制。由此反推,“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的未来,在于能否抵抗技术现代性社会及其文学建制。“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作为当代文学的岔路口,使得两条道路得以显豁:一条道路是“文学是数学”,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最终被史密斯感染,“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将最终变得技术化,文学最终和当代世界金融化、符号化、虚拟化的逻辑契合,脱实向虚,成为一种技术化的叙述游戏,直至被取消;一条道路是“文学是人学”,“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从东北开始,重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展开叙述,保卫真实的情感与人性。
 
  “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势必将挪动两个文化政治坐标: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位置、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有以下诸种的主流“东北想象”彼此交叠:基于市场经济视点,“东北”被视为官僚化的计划经济残留;基于现代化逻辑的视点,“东北”被视为贫困的欠发达地区;基于都市文明视点,“东北”被视为愚昧的乡村;基于现代理性社会的视点,“东北”被视为粗野的奇观。总之,“东北”被视为以理性、技术、效率为内核的现代性文明的“外部”,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当下处于绝对的霸权地位。
 
  基于这种霸权想象对于“东北文学”的限定,一方面“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受到文坛欢迎,东北文学的冷峻残酷,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填充以往小资化写作的贫乏虚无;另一方面,“东北文学”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文学风格,“新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被无意识地暗示要走出“东北”,变成“成熟”的职业作家。
 
  “新东北作家群”承受压力的地方正在于此。落实到写作上来,成名后的双雪涛、班宇等开始表露出求新求变的倾向。班宇在2018年第5期的《作家》上发表《山脉》,小说共分五节,炫技般的先后使用文学评论、讣告、日记、小说、创作谈五种文类,彼此互相指涉,构成叙述的迷网。其中第四节即小说段落是我们熟悉的班宇小说, 塑造了一个善良、懦弱、爱读书的、最终在持续的侮辱中失踪了的工人。然而这样一个故事陷落在前前后后的叙述网络里,共情被悬置,意义指向变得陌生化。班宇在此对于自身“写作”(小说中“小说家班宇”出场)刻意暴露、中断、戏仿,试图在寻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以此向批评者展示自己的“技术”?同时,班宇在《唤醒疲惫之梦》这篇文论中反思“小人物”书写:
 
  对于“小人物”的书写,在今日而言,与其说是惯性,不如看作是一个传统而安稳的起点,一种陈腐、仓促但却可以身体力行的抵抗手段,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这里开始,贡献或者呕吐出自己的经验,并将其作为批判与抗议的工具。与此同时,所有的叙述又都很难不沦入上述的想象境况——写作者不再与自身的固见作斗争,也没有经过破裂与自我组建,只是站在高台上展示出来,成为大大方方的输家,扯开一面旗帜,落寞与溃败在此迎风招展。在这样的困境里,书写的突围变得难以实现。[18]
 
  笔者以为,班宇《逍遥游》等小说已经为“写小人物”创制了一种新的叙述,但这种文学实践还缺乏足够的讨论,班宇自己也似乎有些犹疑。和班宇的反思相比,双雪涛走得更远,他已经开始逐步去东北化,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2018年11月23日)中,双雪涛谈到:

  说到《平原上的摩西》和《北方化为乌有》,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问题,这两部小说写得有点机巧,尤其是《北方化为乌有》。这个题目虽然比较容易被人记住,但我稍微有点武断。我可以辩解说“北方”是见闻,或者我永远不承认“北方”是沈阳,但这明显带有一点狡辩的意味。根据小说叙述的设计,在一个集中的环境、准确的时间——除夕夜,人物往我视域上靠拢,写得比较集中。现在看这个小说写得还是紧了一点。出发点其实是叙述的乐趣,而不是追求历史真相,但写着写着就自动把你带到那个东西里面去了,去寻找当时真实发生了什么。[19]
 
  在双雪涛2019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猎人》中,东北的场景与故事基本上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作家、编辑、出版人、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明星、经纪人、记者等人物。唯一的东北故事是《杨广义》这一篇,作为“神刀杨广义”,这个1990年代的工人依赖传说中的刀法,逃逸在传奇之中。理解《猎人》和双雪涛的变化,代表性的作品是《武术家》,从“九一八”之后的奉天写到“文革”期间的北京,国仇家恨,最终不过是日本武士邪术作怪,人形鬼身,最后居然化为江青。小说结尾,主人公借助一句咒语“春雨细蒙蒙 我身近幻影”,将江青——或者说日本武士的“影人”——化为一缕飞烟。
 
  小说貌似荒诞不经,实则作者有深意存焉,贯穿《武术家》始终的,是对于“身”与“影”也即“实”与“空”的辩证讨论,小说也是在这一哲思下,刻意以“轻”写“重”。但通读下来,实在难言成功。这篇小说以过于轻易的叙述解构二十世纪的诸种“大叙事”,小说只是借助词语的魔法来完成“复仇”,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叙述的乐趣”旨趣所在。假设以这种叙述策略重写《平原上的摩西》,将1990年代的工人一代讲述为不过是中了日本武士的邪术,困在九千元学费前的少年们是看不清“我身近幻影”,不知道能否说服曾经的作者?
双雪涛的文学世界中一直有一条奇幻书写的暗线。他写过一篇致敬王小波的《我的师承》[20],王小波无疑是叙述的大师,但学习王小波很容易流于表面。王小波的叙述天马行空,奇趣横生,但叙述深处有不可化约的沉痛,由创伤、记忆讨论到革命、技术现代性,始终聚焦在二十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议题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交错。把握不住王小波叙述背后的思想性,很容易流于叙述的游戏,最终叙述指向的是一种虚无的逃避。有论者将王小波小说视为“犬儒主义哲学”[21],固然有些简单化地理解了王小波小说,但也点中了王小波流行开来的时代氛围。
 
  双雪涛的小说结尾常常以“湖”“河”“大海”或“天空”结束,有论者指出双雪涛以“水”结尾,是对历史性的失序之后坠落的恐惧,“水”是作者恐惧感的物质赋形[22]。这种看法有其道理。笔者就此补充的是,无论是陷落在水中还是消失在空中,是将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想象性地解决,如双雪涛在《天吾手记》(台湾版,2019年出版)序言中所言, 观察生活和书写生活可能是逃离生活的最好办法。双雪涛东北书写中的“传奇感”,就此很容易滑向奇幻。出生于1983年的双雪涛与郭敬明等“80后”作家尽管前后出道差了十多年,但他们是同龄人,郭敬明的《幻城》《爵迹》以及网络文学中的玄幻文学,长久地居于青春文学消费市场的主流。规训郭敬明以及网络玄幻作家的文学生产机制,对于双雪涛而言,同样构成了赛壬的歌声。而双雪涛对于奇幻故事并不陌生,无论是长篇处女作《翅鬼》还是最早被改编为电影的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他的奇幻书写虽然远远不如东北书写,但一直绵延不断,在《猎人》中重新翻为主流。
 
  双雪涛的奇幻写作也不乏出色作品,《猎人》中最出色的一篇是《火星》,一对中学恋人多年以后相见,一个穷小子和女明星的俗套,被极为精彩地翻转,语言节制准确,布局谋篇老练,叙述上极为成熟。然而这篇小说骨子里是鬼怪加情义的都市传奇,小说象征性地发生在“上海-山区”,面对着寻求刺激与慰藉的中产阶级受众。因双雪涛目前所在的文学场的位置,一个定居在北京的职业作家,一个面向都市受众的电影编剧,“都市传奇”有可能取代“东北往事”成为他主要的文学方向。
 
  笔者在2017年化用文学史经典概念,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呼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但这一提法屡遭善意的讥讽。随着班宇、郑执等一批作家的崛起,笔者当年的预判没有落空。但这里笔者不是为预见实现而自鸣得意,相反,当时的忧虑在今天可能更为迫近。双雪涛当下的写作,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分裂之中,就像《火星》中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地自我暗示,“必须承认自己,自己,自,己,是仅有的东西”[23];同时和这种奋斗口号般的暗示永远纠缠在一起的,是不断浮现的远方和青春岁月的回忆。
 
  在一个集体的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更大的困境,是怎么处理“阶级”与“地方”这两个范畴的往复辩证,这两个概念长久以来既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一批书写“下岗”的作家被窄化为“地方”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包括笔者提出的“新东北作家群”等等既是一种便捷的命名,也是一种必须有所警醒的“限定”。如何从“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学范式中挣脱出来,解构“地方”这个范畴的束缚,书写超越地方的总体现实以及对应的情感结构?没有这一文学范式的转移,无法实现普遍化的“共情”,无法打破地方与地方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坚冰。必须点题,“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   
 
  注释:

  [1] 《抚顺故事集》2009年的最初版本并不完整,和该书正式出版的最后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相比,2009版没有“地方”(10篇)部分,“人物”篇缺《姥爷》《马丁之痛》。据赵松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他是在2006年期间为应黑蓝文学网的网刊之约写专栏,每月一篇,写出《抚顺故事集》最初的13篇。
  [2] 该书后以《潦草》为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在2018年出版。
  [3] 同一届作家班同学是张楚、崔曼莉、南飞雁、杨薇薇、孙频、侯磊、郑小驴。
  [4] 双雪涛、三色堇: 《写小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庸俗》, 《北京青年报》, 2016年9月22日文化版。
  [5] 参见《董宝石对话班宇: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GQ Talk,2019年10月9日。
  [6] 同上。
  [7] 参见贾行家《纸工厂》演讲。
  [8] 双雪涛:《大师》,《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9] 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5页。
  [10] 班宇:《盘锦豹子》,《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44页。
  [11] 双雪涛:《冷枪》,《平原上的摩西》,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12] 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13] 王德威:《畸人行——当代大陆小说的众生“怪”相》。选自《众声喧哗——30到80年代的中国小说》,20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8年第1版 。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讨论过王德威这一看法的文学史意义。
  [14] 李陀以班宇小说为例谈到这一现象:“约有二三十年了,小说的写作流行一种文体:无论叙事、描写,还是对话,往往都或隐或显地带一种翻译腔,文绉绉的,雅兮兮的,似乎一定要和日常口语拉开距离,似乎这个距离对‘文学语言’是必须的,不然就不够文学。班宇大胆地断然拒绝了这种书面语言,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李陀:《沉重的逍遥游——细读〈逍遥游〉中的“穷二代”形象并及复兴现实主义》,参见“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微信公众号-“新东北作家群”特辑。
  [15] 埃里希.奥尔巴赫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 吴麟绶、 周建新、高艳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96页。
  [16] 同上。
  [17] 班宇:《未来文学预言》,参见《鲤·时间胶囊》,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7页。
  [18] 班宇:《唤醒疲惫之梦》,出自《“当下文学中的‘小人物’书写”三人谈》,《福建文学》,2019年第7期。
  [19] 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 第2期。
  [20]双雪涛:《我的师承》,《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21]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三联书店,2009年,第259页。
  [22] 喻超:《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记忆与创伤叙述——关于双雪涛的文学创作》,未刊。
  [23] 双雪涛:《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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