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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篇小说:现实的回响

2019年中篇小说:现实的回响
 
  现实题材书写,是2019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主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探讨、检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显得尤为有意义。眼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2019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即可看作是广袤生动的社会现实在文学领域里的回响。
 
  新的现实已然展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小说创作、尤其是中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的书写呈现出重大现实和日常现实相分离的倾向。近年来,横亘在两种现实之间的鸿沟有所弥合,文学介入现实的路径和方法出现了新的变化。重大现实和日常现实的相互融合是当前现实题材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和重要收获。
 
  《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就是这样一部“融合”了边地风情与时代新声的优秀作品。小说以草原上最出色的牧马人三次回乡、探寻姐姐音讯为线,让新时代故乡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新变化,结结实实地生长在了大草原丰美水草、醇厚民风以及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交流互通之上。“一个牧人的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放着草原的明天。”这明天里,既包含着繁衍蒙古良种马、传承民族手工艺术等生活细节,也载满了边地同胞对亲情友情的惜重、对民族传统的持守和对崭新生活的向往悦纳。作家艾平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走到农牧民生活和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人与事中间,细致调研、深入了解,最终拿出了这样一部自然纯朴、情真意切,又颇具时代气息的作品。
 
  王蒙说,活着就是生命的满涨,人生即燃烧。在《生死恋》与《笑的风》两个大体量的中篇中,可以看到这位耄耋之年的作家,其生命之火是如何在时代的映照下熊熊燃烧的。两篇小说均关乎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变幻、社会生活信息的更迭和更新,作者依托逐渐扩大扩张的时间和空间,挥舞起密不透风的修辞和思辨,最终触发了无尽岁月席卷于个体生命的剧烈潮汐。正如他自己所希冀的那样,文学“能记下生活、记下心绪,能对抗衰老与遗忘,能焕发诗意与美感,能留下痕迹与笑容,能实现幻想与期待,能见证生命与沧桑,能提升与扩容本来是极其渺小的自我”。
 
  在历史必然与个体命运的间隙中,打捞存在的复杂与深刻的主题在葛亮的《书匠》中亦有所呈现。这一次作者将目光驻留在古籍修复师身上。小说中一南一北两位修复师,彼此间并无直接关联,各自守持各自的学养,指向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渊源,只因“我”这一中转而殊途同归,现身在人们的视线里。葛亮擅长在细节中凝结质地和绵长的力量,他让手艺在文字中精纯,让它们长在人的身上,在文化传承、时事变迁中不离不弃。他试图告诉我们,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正如同他们手中修复的古籍一般经得起时间淘洗,弥足珍贵。
 
  精神世界的深层动向
 
  讨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现实与文学现实的区别在哪里,答案并不唯一,但其中必有一条是:文学作品试图从现实生活在文字的折射中,洞悉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动向。这当中既包含着人的行为习惯、情感认同、精神气质和生存姿态,同时也包含着以维护人的整全性为目的的审美理想和价值方向,在此基础上,人的生命质感方才得以呈现。

  普玄在《太阳刻度》中交付了足够的耐心和诚恳,一笔一笔描述这种看似“前现代”的守信方式,如何在乡邻们的践行中上升为一种价值规范、一种共同体的道德准则,而当它被不守信者带进城里,遭遇“现代”生存智慧时,又是如何被现实磨损,却依旧刻画在人的心里的。
 
小说若是停在这里,落脚到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在现实变革中何去何从,已足够合格,但作者偏偏又撤身到一旁,抛掉顺势的倾斜和判断,给予两位主人公以同样深重的注视。如若不是对人性有着深切的情感投射和宽厚的理解,是很难拼凑出这些极具穿透力的细节的。
 
  在好的技法之上,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和追问,是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这是陈谦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的观点,并在她的《哈蜜的废墟》中得以贯彻。小说以海外移民高知为写作背景,讲述了我的朋友哈蜜一家三口之间互为创伤的故事。精神伤痛始终是陈谦关注的主题,在大量的伤痛叙事中,永远有一个独立且清醒的声音存在,它描述困境,但不为困境所吞噬,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作者文学表达的自反性,让人读来深觉钝痛,又有所警醒。
 
  《哈蜜》中的精神困境在蔡东的《来访者》、孙频的《鲛在水中央》中都有出现。但两位青年作家各持所想,各有所长,使得两篇作品别具意味。《来访者》中,蔡东在江恺的精神病因上舍弃了复杂的设定,仅将一段人们通常不以为意的母子对抗作为情节抓手,但也正是这一选择,让阅读者在历经慢节奏叙述和层层了解深入后,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戏剧性之后升起的日常之物,以及人的不健全与自省,我们其实所知甚少,谁都无法真理在握。对事物的敏锐感知是孙频写作的优长所在,《鲛在水中央》依然是阴郁的调子,但这一次,孙频在描述中加入更多情感的温度、朴素与自然,她无意揭示伤口,而是呈现一个相对安全的暗处,希望痛苦和煎熬有朝一日能够转向愈合。两位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地选取了“沉下来”的写作姿态,而这种姿态终将化为情感和思维中对人有内在帮助的东西,帮助她们与外界保持真切、深刻而强韧的联结,持续滋养她们的创作。
 
  如果创造某个契机,让这一年中出现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坐到一起,他们之间的交谈会顺利进行吗?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但或许,他们惟一相通的地方是对自己正在经历的现实和人生抱有巨大的疑惑,不得不在疑惑中向着不远处还未见清晰的光亮继续行走。这些作品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无权要求写作者在一部作品中穷尽所有的生活样貌,它们提醒我们,好的小说需要对世间百态敞开,要心怀善意地走进人精神世界的幽微精深处,将生命质感中最鲜活、最疼痛的一面呈现出来,引导人们在反思中找到应有的价值方向。
 
  叙事质感与自由
 
  形式问题同样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虚构的文学样式中,语言和形式可以模仿现实,也可以创造现实。
 
  “每个参与者都既是演员也是导演。”这是戴冰的《张琼与埃玛·宗兹》中元戏剧《埃玛·宗兹》的表演宗旨,也是整部小说的推进方式。这大大增强了小说叙事的模糊性,阅读者无须在小说中寻找真相,每一个叙事空间早已被真相填满,当它们连缀在一起时,所有的真相却全部瞬间融化,汇聚在一起,没有谁拥有完整的轮廓,没有一样可以被牢牢握在手里。也许,生活本即如此,你试图解读它,它就陡然生出无数岔路,你放手时,它又微笑着冲你示意。在《张琼与埃玛·宗兹》中,戴冰用真实打碎了现实,让人生出阴影来。
 
  班宇的《双河》同样嵌套了两重现实,一重在脚下,一重在主人公正在创作的小说里。两者并存、互文,目的在于描述一种存在的延宕感。班宇说,一个人在失败中活下来,即使从前的全部关系面临崩解,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也会在不经意间收获一些明亮、耀眼的回馈,令人感受到时间与命运的善意,从而产生出重构生活的愿景。但就是在这崩解和重构之间,存在着一段空白,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凝固,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延宕,等待某个外力在不知什么时刻把自己推向某个方向。《双河》是一部“寻找睡意”的小说,人们在两条恰如其分的缄默的河流中游荡、自审,而后破水而出。
 
  借助《参与商》,赵志明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语言自由。一种文言的诗意的狂想的思辨的描述将整个小说一分为二,故事跟随阿灿的脚程急急往前冲,作者尽可能地发挥着中文的表现力和多义性,在象征隐喻之间左突右奔,在看似毫无变化没有波澜的生活里搭建一座理想的空中楼阁。陈楸帆则依托科幻的设定,达成小说叙述方式和内容上的自由。《人生模拟》中,古稀之年的韩小华对当年哥哥抽中命运之签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他通过轮回舱一再进入时光隧道,重启自己的人生,到头来却发现,无论心智算法怎么改变,命运最终都会将他收敛到同一个结局上。科技或许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比现实更真切的梦境,而人心中某种更为高阶的算法,才能让这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人。
 
  此外,在2019年的小说创作中,我认为有一篇作品是特别需要拿出来谈的,那就是常小琥的《长夜行》。小说所描绘的正是我们此刻体会最深切的医者仁心。一位重症监护室主任,一名刚刚就职、对这份职业满怀憧憬的青年医生,当他们在监护室照看病人,或者是参与抢救的时候,正是他们无条件交出自己、燃烧自己的时候。在这里,他们总会在需要时挺身而出,而这只是千千万万医务工作者的常态。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人们仍在经历着最难挨的冬和春,无数医护人员仍在用自己的生命铸成防线,挡在病毒和最广大的人群之间。

  现实不是只有一种。现实的广阔和生动足以供养文学创作的广度、深度、复杂性和丰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同其他题材相比,现实题材对写作者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它要求写作者秉持谦卑的心态、锤炼敏锐的思想,诚心实意地进入新的现实内部,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动向。现实题材的写作伦理或许还应当为如下几个警惕所标记,那就是:对固化简化窄化教条仿真想象保持警惕,对日常生活中庸常颓废的部分保持警惕,对降格为社会学注脚保持警惕,对所谓的中产阶级趣味保持警惕,对无条件等同于现实主义保持警惕,对单一的审美思维和艺术表现手法保持警惕。唯有如此,在面对已然走在前面的巨变中的社会现实时,文学本身才有可能容纳下强大的声音,才有可能通过文字昭示那些未曾到来但又已然存在的未来。
 
  来源:文艺报
  作者:聂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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