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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攀:乡土精神的当代重建

曾攀:乡土精神的当代重建
 
  一
 
  纵观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往往重在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多维呈现,乡土直接参与或间接裹挟其中,在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化的认知框架中建构和重塑自身;另一方面则是理想化的乡土叙事,“希腊小庙”般优美精致的桃花源,构建醇美自然的地方风物,以及乌托邦式的乡间人情,进而将现代中国的乡土叙事推向新的天地。
 
  及至新世纪,乡土文学进一步走向分化,其依旧延续着文化隐喻与历史中介的路径,而理想化的乡土表达已日渐稀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性影响与国家政策干预下的政治性推助下,中国式的乡土日新月异,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与情感模式都经历了质的迭变,因而亟待一种新的乡土叙事,以实现乡土精神的再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陶丽群的《七月之光》或许可以提供另一重镜像。其小说人物身上凸显的自然、生活与情感三重维度,尤其是三者的重叠和互渗,对应着当代中国乡土的现实巨变,也构成了乡土精神重建的新的旨归,也即与自然的共存同思中寄寓生存意志,兼以朴质、专注而包容的生活,在情感的至性发抒和同理推及中,重建乡土场域的精神之境。
 
  二
 
  《七月之光》中,老建是大山之子,他生于大山,长于大山,在那里开山筑路、安家落户,山林环抱着他的生命,给他滋养,彼此共存,这不仅仅是生存的倚赖,更是精神的融合,“他更喜欢和林子里的安静融为一体,像暮年的生命一样寂静”。恢宏壮阔的自然成为老建不可取代的生命盆地,小说中呈现了一个纯粹的乡土世界,这首先得益对“自然”的表达。对于老建而言,无论是生存形态,还是思维方式,都趋向于天地之脉,进而汇入自然的共同体之中。
 
  如果读惯了以往的乡土作品,是很难进入陶丽群这个小说的。老建完完全全被包裹在大山之中,没有想过如何融入自然,因为他本来如此;也从未对抗之,因为那简直徒劳且狂妄;更没有去改造之,因为那些借改造或创造之名的破坏早已不鲜见于历史。施怀泽(A. Schweitzer)主张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在敬畏之中,人真正成为自然之子,也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乡土精神。“这是山里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关于生命的观念。人还活着,在山上刨食,人死了往山上一埋,横竖都在这山上了,生死都不可怕。”自然与人性相互结合,乡土与人情彼此互动,自然的灵气和崇高,孕育出个体的灵性和丰厚。
 
  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提出“价值走向荒野”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成为“中心”来源于其本身存在的价值系统,其中运转着一个有机自足的生命体。《七月之光》也印证了艾伦·卡尔松的“自然全美”的理念,自然与大地的伦理学在小说的叙事中,投射出乡土世界的价值取向。故事中的七月,是万物蓬勃的七月,其中之“物”,是天地万物,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老建。他一世的知己是洛,然而因为战争,他错过了她,从战场归来,老建下体受伤,注定一生无儿无女,只能看着洛结婚生子,这是一个精神的死结。无论是战争的苦痛或是情爱的遗恨,老建经历了衰败、颓丧、挣扎与惶惑,而正是在自然之中,那片大山和乡土接纳乃至疗愈了老建,也让他接受了来自越南的孤儿,最重要的,那个孩子的存在,真正沟通了他和洛的灵魂。可以说,在那片乡土,他们敬畏着万物自然,执拗于乡土生活,也体悟着世间情感,在天地间,在七月,万物生长,他和她得以重生。
 
  三
 
  老建和洛的生活简单,朴质,不浮夸,也不空洞。“山里日子过得艰苦,田地全挂在山腰上,出门尽是爬山,晚上喝上两口玉米酿的农家酒,能解乏,夫妻对饮也是种乐趣,像石头一样嶙峋的山里人的日子,就只剩下这点儿乐趣了。”有多少乐趣、多少苦痛,便付诸多少情感,不做虚浮的表情和夸饰的神态,眼里的热土和脚下的山河,始终矗立在他们的深层意志之中。

  尽管生活在群山环绕的乡间,事实上老建在竹排山的生活却并不寂寥,洛、呆呆、英吉利,甚至包括他的弟弟一家以及乡众父老,都能够给予他安定宁和的情感。尤其是用情至深的洛与从天而降的“越南崽子”,填补着老建的残缺和遗恨,故而即便“日子像石头一样嶙峋”,却始终过着寻常却自足的日子。
 
  当然,老建也有着自“身”难以排遣的苦痛、悲伤和困惑,来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创伤——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一直在折磨着他并等待着他去稀释、克服甚或超越。老建一方面将自身化入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则始终对生活充满热切。他来自乡间,爬山开路,情绪如高山般豪迈,在他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已不再由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欲望化书写凸显出来,而是来自乡土自身的生活场域的人情浸润,以及依托自然世界的精神滋养。
 
  尽管老建心思淳厚,但这个人物并不好把握,尤其置于当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叙事者有意塑造这样一个超然世外的老建,但他却符合相对而言较为传统的乡土世界的精神状态,借以对抗无处不在的现代并反身建构真正的自我。老建的内心装得下万物生长的自然,过得了寂寞空旷的生活,同时又能全副身心投入世间情感。不得不说,自然、情感、生活,这是老建乃至乡土世界的精神序列。《礼记·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融入自然,抱朴还素,尔后有所作为,这是一种古老的智慧。而抱朴守拙的老建同时又持有丰沛而充盈的内心状态,在当代中国乡土世界的精神重建中,无疑得以生成某种重要的启示。
 
  四
 
  小说中最饶有兴味的,便是老建和洛的情感,他们之间没有名分,没有性,完全由情感所包裹和润泽。“两人把饭桌支在宽敞的堂屋里,屋门打开,凉爽的山风穿堂而过,洛给老建夹菜,碰杯,小口饮酒,脸上是驳杂的漫长岁月赋予的宁静微笑,一低头一抬头的端庄,老建喝着喝着就喝出了帝王心。当帝王也不过如此,有菜有酒有知心的女人,还有这片只属于他的阔大天地,夫复何求?”他们之间若说存在着欲望,已不是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米》、毕飞宇的《玉米》里的表达,因为在他们身上不再需要以欲望去解构抑或建构什么,两人只是单纯地感知和享受彼此的情感爱念,并将其与天地自然化为一物,这样的情感,纯粹、真实而阔大。
 
  福克纳曾经写过一个长篇叫《八月之光》,来自乡村的莱娜怀孕后被情人抛弃,幸得本奇的帮助,生下孩子,两人同心相爱,抚养幼儿,过上了幸福生活;陶丽群的《七月之光》同样涉及孩子的认同与接受。那个来历不明的斗鸡眼的幼童,是一个有着智商缺陷的只会喊爸爸的“傻瓜”,被取名为呆呆;但这个形象已然迥异于寻根文学《爸爸爸》式的文化焦虑,呆呆的到来以及最后被老建接纳,尤其是在老建和洛两人合力照顾下,投射出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新生。在此情况下,老建的下体奇迹般得以恢复,这是故事的结局,也极具隐喻色彩。海德格尔指出,人类的拯救离不开“四重存在”:即迈向“最根本的四位一体——大地与天空、神性与道德——结合成一体”。陶丽群在小说中构筑了一种新的乡土精神的可能——相对纯粹的自然属性、整全的生活意志与丰厚的情感润泽下的主体塑成。
 
  更值一提的是,呆呆疑似越南崽子,然而老建和洛却最终接纳了他,由此透露出一种朴素而厚重的情感,他们甚至超越了战争的仇恨与偏见,回到真情与本心。这同样也是老建重焕生机的重要因由,因为内在的精神障碍得以彻底排除,由是而产生的情感显得深厚且无杂质,如山崖般庄严而无需多言,超克了身体与观念的厚障壁,与天地宇宙浑然同一,历经沧桑而弥坚,证见了壮阔的精神与深沉的灵魂。
 
  五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land ethic)的概念,人类的文化建构,应当“像山那样思考”,由是生成土地伦理,构筑家园意识。这意味着人类不仅要尊重大地共同体中的诸般形态,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小说《七月之光》中有一幕,老建在喟叹人生的愤懑悲戚之际,朝向遥远的群山放声呐喊,“遥远的群山传来一声嫩生生的回应。老建怔了一下,他再吼一声,他的声音跌落群山之后,那嫩生生的回应声立即回响起来,连接着传来好几声回应。老建笑了,这难缠的娃娃!他又吼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无奈回望了一眼悬崖下的白牙屯,开始下山。”老建投向自然的呼喊获致了回响,这是一种象喻,人的呐喊与群山间交融的情感回应,其间之声息绵延不绝,应答着人们的哀乐悲喜,更给予了精神的反馈与生命的慰藉。
 
  宕开一处说,年迈的老建,成为了当下中国乡土世界的某种映射,更代表着社会迁徙与现代化发展的态势,然而在小说中,乡土的精神并不因此凋零,反而显得蓬勃而坚固。无论是自然,还是生活与情感,老建从来都置身其中,在他身上有一种坚毅和执拗,面对现实寻求内在的映射,呼应情感,呼应生活,呼应生生不息的自然,循此生出触角以对接现下与历史,并从中获致内心的回答和精神的响应。这便是当代中国乡土精神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七月之中,万物蓬勃,天地赋灵,那是一种大地般的伦理,是与宇宙同思的精神表喻,其并非虚空之象,而往往沉入乡间,踏落土地,得到切实的应答,形塑整全的精神,构建畅达的生命。
 
                                  
  来源:《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3期
  作者:曾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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