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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谈村上春树 

林少华谈村上春树:走出孤独,迈向刚性与冷色
 
  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30多年间,林少华翻译了40多部村上春树的作品。谈到村上春树,常常离不开林少华的名字。
 
  “眼下正值疫情,少了游花逛景、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感到孤独亦是人之常情。”3月17日,在“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线上活动中,林少华来到直播间,从“孤独”出发,讲述村上春树写作背后的故事。
 
  读书与孤独
 
  “我离开图书馆,凭依旧桥的栏杆,倾听河水的流声,眼望兽们消失后的镇容。环绕钟塔和小镇的围墙,河边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锯齿形的北尾根山脉,无不被入夜时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蓝。除了水流声,没有任何声响萦绕耳际。鸟们早已撤得无影无踪。”

  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书籍和图书馆都是重要的元素,也有化解孤独的功效。例如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中,“我”找到途径逃出被城墙围住的小镇,却不愿离开,因为小镇上有图书馆,图书馆中有我需要阅读的古梦。
 
  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自小爱在图书馆读书,即使看不懂的书,也会坚持看到最后一页。书和阅读,不仅冲淡了青春期的痛楚,而且连同其他种种奇异的经历,一并给予他精神救赎,促使他的精神巨链成型,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
 
  在最新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也有关于书房的描写:“墙壁宽宽大大。一面墙壁从地板快到天花板全是倚墙做成的书架,其中一部分用作排列CD的架子。书架无间隙地摆着各种开本的书籍。还放有木墩以便踏脚取高处的书。哪一本书都看得出有实际在手中拿过的痕迹。在任何人眼里都显然是热心读书家的实用藏书,而不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书架。”
 
  书,不仅是他作品中重要的精神力量,也会带来奇妙的剧情推动。在《东京奇谭集》中,主人公正在阅读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邻座一个同样静静看书的女子向他打招呼,这个女人,个头不高,算不上胖,胸部丰硕,衣着很有格调。两人由此结识,交谈,并开启一段情缘。

  “阅读不仅可以化解孤独、升华孤独、美化孤独,还可以带来如此妙不可言的好事。”林少华笑道。在他的回忆中,有一位厦门读者,正是因为在书店阅读《挪威的森林》时,遇上了现在的妻子,现在一家三口已经在鼓浪屿定居,过着和美的生活。
 
  “他感谢我,说我是他的媒人。我连忙说不是我,真正的媒人是村上春树,是《挪威的森林》,在场的观众立刻都将手里的书举了起来。”
 
  爱书的村上春树
 
  在林少华的回忆里,村上春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自己的15岁。
 
  “我15岁的时候相当奇特,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一个异常好读书的少年。”
 
  因为独生子的关系,少年时期的村上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如饥似渴地读着马克思、恩格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资本论》深深地吸引。
 
  同时,由于村上的父亲是语文老师,家中每月都有出版社送来新出的世界文学和历史全集,村上便一本接一本看,世界历史全集,反复看了二十余遍,之后又读了《先知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西行漫记》等等。
 
  文学修养的功底,则主要来自19世纪的小说。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之间,村上读了狄更斯、巴尔扎克、《红与黑》、《静静的顿河》等,其中仅《静静的顿河》他就读了三遍。感触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以至于后来他做梦都想写一本《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
 
  “独处时候,村上常常看书,家中到处是书,只要有书,便不会无聊。”林少华说。村上作品中一条重要脉络,探讨的是孤独的本质。“人这一辈子,往往明知那个东西找不到,还要找,明知徒劳还要努力,这本身是一种近乎悲怆的孤独。孤独是人的常态,任何想要驱逐、消灭孤独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既然如此,那么不妨尊重孤独、升华孤独、诗化孤独,读书诚然是一种行之有效而且有益的方式。但一个人不可能总处于读书的状态。
 
  在村上的作品,尤其前期作品中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孤独者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公寓套间或咖啡馆里,以不无忧郁的目光半看不看地望向窗外,以不无造作的手势,半喝不喝地斜举着手里的威士忌酒杯,以若有所思的神情,半听不听地听着老式音箱流淌出来的老爵士乐,感受着音乐中孕育的情愫。
 
  小资与刚性
 
  对于村上的文学,北师大教授王向远曾有一段精妙评述:
 
  “村上的小说在轻松中有一点窘迫,悠闲中有一点紧张,潇洒中有一点苦涩,热情中有一点冷漠、兴奋、达观、感伤、无奈、空虚、倦怠,各种微妙复杂的情绪都有一点点交织在一起,如云烟淡霞,可望而不可触。”
 
  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村上荣誉博士的评语提到,“(村上春树)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
 
  而村上作品英译本主要译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
 
  中国作协李敬泽2013年就诺贝尔文学奖回答《瑞典时报》时的说法也近乎异曲同工:村上大约是一位飞鸟型的轻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强劲宽阔的叙事,他只是富于想象力地表达人们心中飘浮着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的修辞和隐喻,丰富和拓展了无数人的自我意识”。

  “村上的文学不仅有孤独与小资的一面,也有高墙与鸡蛋的一面;不仅是心灵后花园的出色经营者,而且是敢于直面、发掘和批判日本历史黑暗的人文知识分子。”林少华表示。
 
  在创作前期,他被划分为软性、暖色的小资作家,后二十五年,他逐渐走出孤独,开始审视、批判体制和暴力,笔锋指向日本的国家暴力性,和军国主义体制的源头,探索面对体制这堵高墙时,作为鸡蛋的个体灵魂所能达到的可能性,这是他刚性和冷色的一面。
 
  在林少华看来,村上创作的转折点是《奇鸟行状录》,这也是他迄今最接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巅峰之作。
 
  “概而言之,如果说前十五年村上是一个文人意义上的作家,那么后二十五年,他更接近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如果说前十五年他痴迷于都市人的孤独,那么后二十五年,他执着的是面对高墙下,鸡蛋的孤独。”在林少华眼中,这就是村上的“孤独”底色。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范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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