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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众声喧哗 杂树生花
——作家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近日,在“众声喧哗,杂树生花——20位作家云上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新书发布会上,邵丽、李修文、徐则臣、张莉、弋舟、张楚等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批评家齐聚互联网直播平台,从各自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出发,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何为短篇小说的调性
 
  邵 丽:每个小说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追求调性。构成小说调性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小说的结构、表达的把握、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字数和断句方式等等,多种因素混合而成才构成小说的调性。调性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有时候作者自身也很难把握,自己满意的作品读者未必感兴趣,不太满意的东西却意外被认可。因此,作家找准调子很重要。这些故事将读者带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用特写的镜头、恰切的色调讲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生存,如何尽自己一切力量在逆境中活出勇气、活得体面、保有尊严且心怀敬意。从我自己的创作体会看,调性是不断调整的。年轻时的作品追求精致、唯美、浪漫,但这些个体感受很难引起更多读者共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多了,懂得了那种疼痛感,哪怕很小的一部作品也要找到“痛点”。巴金老先生有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要。
 
  李修文:于我而言,调性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帮我具体地分辨和亲近那些有着各异声音的个人,并且最终感受到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许多时候,我们写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是我们作为写作者深入这个世界的深度和难度。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的时候,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我们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调性。我特别重视今日生活里的真实力量,我会去走近那些真实的人,去听他们讲故事,但我绝不是在写非虚构,我想我是在用材料的真实去建造一种美学上的真实。在许多时候,“新异”并不仅仅意味着向外看,它还包括着向内看、向古典里看,我们的古典传统里埋藏着许多可以重新激活今日生活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可能是完全符合我自身气质的,所以,这样写下去的念头也就越来越笃定了。我是那种需要生活和创作彼此袒露、彼此见证的写作者,而这样一条“说书人”的道路,令我沉醉和不断感受到“新异”带来的刺激。
 
  徐则臣:判断一个作家的“调性”要考虑三个方面:所操持的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作品呈现出的风格与作家内在的气质。调性首先文体上要协调。我们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有一个基本判断:首先是从篇幅、节奏、密度等因素去判断它是不是短篇小说,能否区别于中、长篇小说;其次是作品呈现出的风格,有着作家鲜明独特的修辞风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与气质,一个作家不可能一辈子都用假嗓子说话,文终须如其人。三者结合成一体之后,呈现出的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调性。
 
  弋 舟:我们说到调性这个词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某种独特的个性,但同时,我也想说说隐秘的共性,那是文学之事内在的标准。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这本选集中,主编张莉把这20个短篇选在一个集子里面,一定有一个内在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之下,她确认了这20位作家内在的文学调性。当然,这种共性的表达又是各有声色的,但我相信,大家必定有着隐而不宣的根本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选集重申了我们的文学理想,并将大家聚在一起,重启我们的文学生活。
 
  短篇小说的新异性
 
  张 楚:这部年选确实是一部充满了调性和异质性的小说集。我觉得有些小说在文本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说《逛超市学》,它没有故事内核,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叙事者在进行一种自我精神状态的塑立,《沙鲸》《诞生》则是原小说叙事,《我亦逢场作戏人》完全是民间艺人在说书。另外一些小说对新旧世界的裂缝和精神冲突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比如《天台上的父亲》,其他的小说也都在用独特清晰的声音,为我们呈现短篇小说那种“骆驼穿过针眼”的魅力和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陈崇正:短篇和长篇一样,都需要一个故事内核,当然长篇更具复杂性,但其实跑起来也不需要担心开始和结束,比较舒服,而短篇则不一样,需要瞻前顾后、反复思量,方寸之间见功夫。所以,短篇小说有自己的难度,对各种难度的攻克,也就形成小说不同的调性。由此看来,优秀短篇小说的调性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我非常喜欢逛寺院,我喜欢看十八罗汉,喜欢欣赏他们的神情和动作。小说有长篇和短制,在我看来,长篇应该是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而短篇小说就应该是罗汉,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丰富各异而又非常有表现力。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可以像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无论是抡着棒子还是手结定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优秀短篇的调性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特质。比如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有包浆,技巧内藏,让它圆熟、可触摸,语言克制、叙事扎实。另一些同样优秀的短篇却充满了明目张胆的叙事圈套,有一种刺眼的光辉和锋芒,充满对固有叙事模式的挑战。
 
  卢德坤:调性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我们知道,文无定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自己的调性。我想,调性是跟每个人的阅历、识见、心性,以及偏好的美学方向有关系的。当然,还跟我们身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同样的,跟调性一样,我觉得新异性也挺难把握。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有时候如果追求一种特定的、看上去挺花哨的形式,出来的效果可能还不如平平实实去写。理想的状态,新异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另一方面,我觉得,写作者可以在心中设立一个自我认可的标准。这样说好像挺正经的,好像是个什么硬性规定,其实不是,但我相信作家可能会感觉到这样一个标准。随着识见的深入,这个标准也可能会起什么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主要还是跟文学自身,跟求真这两件事有关。如果有一种确信了,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内核了,那就坚持它,调性没准就这样发展出来了。这是理想状态,我没达到,但我挺向往的。
 
  王姝蕲:我从事的是互联网行业,所以留给写作的时间非常少,当我把一整年的时间攒巴攒巴,也只够写一个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写什么”就尤为重要。《比特圈》这篇以比特币为题材的小说,实际上没有硬核高科技,它写的是人,而科技隐退到人的身后,成为背景。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异”题材,但在这个题材中,我希望呈现的不是它与寻常生活的“异”,而是希望呈现它们的“同”。这个“同”在于,无论什么甚嚣尘上的新技术、新思想、新生活,剥开表壳,藏在里面的终究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比特圈》这篇小说最终呈现的调性,我觉得是“野艳”。野艳是我的一个执念。这个执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第一次读到弋舟老师的《随园》,真的是“野艳”。这样的小说它怎么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写出来的,而且弋舟的爱好还是盘核桃。作为女作家,我觉得应该挑战它。
 
  林培源:说到小说的“调性”,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风格”,比如卡夫卡小说的荒诞、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鲁迅的冷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抒情、张爱玲的苍凉……在我的理解中,新异就是“新奇+异质”,但如果将这种“新异”扩大开来看,它不过是构成“调性”的一个方面,因为新异会让我们想起“陌生化”。小说要有调性,一定是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小说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息和味道,这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别人无法取代的。“陌生化”作为一种小说的手段和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是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甚至故事,陌生化就是将读者从日常的认知、思维和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告诉你,小说也可以换个方式写。我理解中的短篇小说的“调性”,还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比如地方方言的使用,某种地方风情在小说中的渗透。总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融入其中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只有真实自然才能打动人。
 
  “众声喧哗”意味着容纳不同的美学和调性
 
  张 莉:很难用术语表达何为小说调性,它与作家的语言方式有关,比如使用白话还是文言文,这代表了作家及人物价值观的取向,但就整体而言,小说调性的建立恐怕更多与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氛围相关。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理想小说的写作技术、语言风格、故事氛围、人物关系等各个要素必须是相得益彰的。关于成熟作家,我眼里的新异性在于他的这篇小说是否能够呈现出他的新素质、他的新风格,要和他以前的小说有变化。对于年轻作家而言,我更看重作品的创新性和异质因素,哪怕他的作品有所缺憾,但我还会抱有期待。这本《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是2019年我从近200部短篇小说中挑选而出,经过不断的筛选、比照、纠结,最终确定下来。我不能说它们是最优秀的,但它们是2019年度短篇小说作品中最别具魅力与调性的。其实我希望这本年选容纳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调性,所以才叫“众声喧哗”。而且中国的年选也很多,各有追求,它们体现不同批评家的审美和标准,这也是一种众声喧哗。
 
  邓一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写什么和怎么写不仅是写作问题,也是人类生存问题。对于我来说,它是冲突和悖论的现实。新异性是对大量同质化的反思,而这种常规写作仅仅提供了表象的现实,那不是真正的现实。但我们正活在这样的现实中。文学如何表现荒诞而异质的现实,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张 柠:调性是一个音乐术语。调性对于短篇小说而言,首先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像语言的节奏、节拍,叙事起伏、缓急。一个成熟作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调性,但当他更为成熟时,调性反而会退居其次,精神性的东西会压倒这个调性。《刘玉珍》这个小说的调性除了形式上的,还有精神上的,那就是童年的乡土社会的经验,是一种不适、不安、不满,和它形成的反讽和悲伤。生活在这种比较贫苦背景之下的农民农夫,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心灵中留下了印记,我觉得它们在我的小说里面呈现出来了。如果说形式上的东西还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不同,那么精神上的调性是不会过时的。
 
  张惠雯:健康的生态应该就是众生喧哗、杂花生树。小说是一门艺术,应当千人千面、风格各异,每一个风格其实都有它的魅力和光彩。在今天的小说界,我们不仅应该重视我们一直推崇的那种关于时代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还应该去重视关注私人生活的、关于家庭和情感各种关系的精致的写作。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小说家去关注社会的底层,也应该鼓励他们把目光放开,看到社会的层层面面。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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