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网

北京赛车 > 综合报道 > 正文

张楚: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

 

张楚: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
 
  张楚,1974年生,河北唐山人,文坛“河北四侠”之一。著有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在云落》《梵高的火柴》《夏朗的望远镜》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
 
  第一次见到张楚是今年3月初,在河北省图书馆举办的一次讲座上。印象深刻的是,现场的读者不仅有年轻人,还有不少老年读者。讲座结束后,老阿姨们热情地围住张楚索要签名。

  正像他绵密的写作风格,讲座上,他细致地描述了他如何从一个爱读书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作家。让文学评论者们津津乐道的是,张楚从一个“70后”,一个与文学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存在“光年般”距离的“小镇青年”,成为时有作品刊于《收获》《人民文学》的知名作家。但其本人却很少对加诸在他身上的“70后”“小镇青年”等标签做出陈述,只坚称自己为“文艺青年”,并将其写作定义为“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
 
  张楚生活的小镇叫倴城,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小城镇的平凡男女,张楚记录他们缓慢、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他所喜欢的作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描述这个世界幽微细部的能力,照他的话讲,“这种能力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他的创作正是秉承着这一文学理念,去描摹笔下的世界,去将“邮票大小的地方写透”。
 
  茉莉可能代表了某些想象的破灭和叹息
 
  高红超:您的新作《中年妇女恋爱史》讲述了女主人公茉莉曲折的恋爱历程与婚变遭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她与《七根孔雀羽毛》中的曹书娟、李红,《风中事》中的段锦有着怎样的不同?
 
  张楚:也不是刻意去塑造茉莉这样一个女性角色。我的写作没有具体的规划,属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前几年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见到了很多二十多年未见的人,他们的变化让我在感慨时光的同时,也感慨着命运的无常。我忘不了他们曾经光洁的额头、羞涩的笑容,青春勃发的模样。他们是现实主义的佐证,而《七根孔雀羽毛》里的曹书娟、李红是想象的产物,段锦也是。我在生活中没有遇到过他们这种性格的人,但是我遇到过茉莉这样的女性。茉莉可能代表了某些想象的破灭和叹息。
 
  高红超:在《中年妇女恋爱史》创作谈中您提到,“本来还想写2018年,茉莉得了脑梗阻,住进了私人养老院后跟其他男人的一些故事。当眼前出现老甘推着轮椅上的茉莉在花园里散步的场景时,我非常理智地停止了它。”为什么没有继续写呢?
 
  张楚: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已经够长了,我印象中有一万八千字,如果再写进养老院的故事,可能就变成一个中篇了,而这篇小说的结构是短篇小说的结构。
 
  高红超:您最擅长的,应该还是那些描写人间烟火的“世情小说”,但在您的笔下又不仅仅是人间世情,还有宇宙星空,比如《中年妇女恋爱史》每个章节的题目都以时间命名,章节后附加的大事记还写到了外太空的大事件,那么加入科技元素是否是受到越来越热的科幻类型文学作品的影响?您有创作科幻题材作品的计划吗?
 
  张楚:加入科幻元素跟科幻小说大热没有关系。我是个对宇宙充满了好奇的人。说实话,可能每个人都对宇宙充满了想象和探知的欲望。我特别想知道宇宙的运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外星文明何时能跟地球文明有交流,而我们如今的科技主义至上的理念会不会毁掉人类,机器人在未来会否灭掉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这些未知的、神秘的与宇宙相关的问题,有时候甚至超越了我对人性的好奇心。我自己不会去写科幻小说,我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在我看来,无论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都要有深厚的物理、数学和天文知识作为写作背景。
 
  高红超:除了《中年妇女恋爱史》,您在多部作品中都写到了爱情,如《风中事》《七根孔雀羽毛》,在《风中事》一书的自序中您也问道,爱情有真相吗?当代中国还存在那些传说中的爱情吗?……那么您自己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张楚:我相信爱情。
 
  选择的多样性、斑斓性证明了凡俗人世的力量
 
  高红超:您认同那些添加在您身上的诸如“70后作家”“小镇书写者”等“标签”吗?
 
  张楚:我没有详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作家,最重要的是写。标签是别人贴的,它可能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可能道出了我写作的某些真相,但是它跟我写作的最大关联,还是小说本身。秉承自己的文学理念,安安静静地写自己的小说,对一位作家来讲最重要。
 
  高红超:如果说上大学是“小镇青年”的起点,那么,对于“小镇青年”来说,是挤进北上广等大城市“漂”着,还是回归小城市,这让很多青年的心纠结、撕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楚: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代表了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人喜欢大都市的繁华和机遇,有人喜欢小城市的安逸和自足,还有人喜欢小城镇的自闭和人际关系,挺好,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斑斓性才证明了凡俗人世的力量。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选择哪里,说明他的梦想就在哪里。即便他失败了,他也不应该后悔。
 
  高红超:您曾经说过,“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有一两个朋友每天傍晚能陪我散步,我们在喧嚣的街道上谈论着新闻、美剧、小说和电影,并且保持着通常的语速和声音……”小镇是您创作的源泉,您所居住的小镇有着怎样的色彩?逃离、反抗、心安——在您的小镇生活中,通常是哪种情感占上风?
 
  张楚:我有几个台湾朋友,对我小说里的县城感到很好奇,于是他们来看我,到了之后他们很惊讶,说,你小说里的县城陈旧、破败,但是你生活的这个地方,这么多高楼,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完全不一样啊。他们说得没错,我小说里的县城可能是我过滤过的县城,过滤掉了一些色彩,留下的更多的是关于千禧年左右的记忆和人事。说到对它的情感,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县城,但是我的亲人和朋友大都生活在这里,所以它仍然是我的福祉。
 
十八年了,没变的是对文字的洁癖
 
高红超:国内、国外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您最喜欢谁的作品?
 
  张楚:欣赏的作家很多,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曹雪芹、卡夫卡、普鲁斯特、鲁迅、福克纳、尤瑟纳尔、马尔克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他们要么有宽广明亮的心,要么有深邃犀利洞察事物本质的目光,要么对这个世界怀有温柔虔诚的爱意。我喜欢有温度的作家,也喜欢冷峻的作家,他们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有描述这个世界幽微细部的能力,这种能力关乎性情,更关乎情怀。
 
  高红超: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哪一部作品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从您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到现在已经18年了,时光在流逝,您觉得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
 
  张楚:自己的小说里,《曲别针》可能是篇不太一样的东西,无论是从文本上、语言上还是对我的写作意义上,都有特殊性。从发表作品到现在十八年,我觉得没变的是对文字的洁癖,而变化的就太多了,譬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的态度,对友谊的看法,对小说的理解。
 
  高红超: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关注波澜壮阔的时代的文学作品可称之为厚重,而您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观照人的精神世界,描摹人的内心,您毫不在意对于“厚重”的追求吗?您如何处理“世道”与“人心”的关系并从生活中发现素材?
 
  张楚:厚重不是自己想追求就能追求来的,它跟人生阅历、常识积累、文学认知、历史和哲学素养都有着莫大的关系。世道和人心从来都联结在一起,不能分离。发现小说素材跟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和敏感度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的小说家基本上都是天生的。
 
  高红超:有读者说感觉您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与苏童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所有作者都不愿做某某第二,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张楚:我特别喜欢苏童的小说。苏童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要是有人说我们有相似之处,那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赞美。其实每个作家在最初创作的时候,都是模仿的。模仿的对象有可能跟自己气质相符,有可能跟自己的气质相差万里。这是一个甄别和选择的过程,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谁跟你亲近。在模仿中你会创造自己的疆域和城邦,而且创造世界的手段也会在创造过程中有所创新和扬弃。在模仿别人的过程中,你成为了你自己。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高红超:您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小孩抱着一匹马,似在向它诉说什么,让人体味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感。而“孤独”一词也频频在您的叙述中出没,您的性格中有孤独的影子吗?是否写小说,写“别人的故事”,是“孤独的自我”的一个诉说渠道?
 
  张楚: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跟朋友们喝酒聊天,开心地生活。我不喜欢孤独。

  文学的作用大概跟月亮差不多
 
  高红超: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记录时代比不过影像,宣泄情绪比不过歌曲,文学变得越来越“小众化”“圈层化”。那么在您看来,当下的文学的真正价值何在?
 
  张楚:文学的价值是个很古老也很宽泛的话题。莫言说文学的最大用处是没有用处,大意如此吧。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在一个功利社会,有没有用处成为判断事物价值的恒定标准。但是世间万物都是休戚相关的,你觉得月亮没有用,但是如果没有了月亮地球自转角度就会发生变异,潮汐会紊乱,海洋生物会发生变化,最终会关乎到人类的生存。我觉得文学的作用大概跟月亮差不多。
 
  高红超:在《风中事》一书的自序中您提到,“当我将小说的最后一段写完时,我安慰自己,终于不用再看它一眼了。让我意外的是,喜欢这篇小说的读者不少,经常有陌生人在微博上私信,问关于段锦的下落与真相。”与您同为“河北四侠”的李浩声称“写给无限的少数”,他说中国的古典文人根本不考虑读者,但作品恰恰成为经典。那么您写作时考虑读者吗?在意他们的评价吗?
 
  张楚:我写作的时候不会刻意考虑读者。但是读者的评价会看一看。有时候写作者跟纯粹的阅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会发生分歧。这是好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者是最纯粹的,他们有很多是理想主义者。
 
  高红超:您曾谈到妻子、孩子非常支持您的写作,我就想到,他们是否是您小说的第一读者?您是否期待自己的作品对家人、对后代有所影响?
 
  张楚:我的妻子和孩子不读我的小说。一起享受生活的美好是最重要的。
 
  高红超:您曾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中写到,“我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资金,我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影像,我不需要太多的观众,我只需要把那些文字变成流动的光影,让多年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县城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有着如何的生活,有着如何纷繁庸俗又高贵得体的生活。”如今,《七根孔雀羽毛》被改编成电影《桃源》,并且即将上映,影视化对您的创作方向会产生影响吗?您认为您的其他作品还有哪些适合拍成电影?
 
  张楚:影视不会对我的创作方向产生任何影响。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看电影,电影的表达方式比文学的表达方式更多样,但是不一定更复杂。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野象小姐》《曲别针》《梁夏》《大象》都挺适合拍成电影的。
 
  来源:《当代人》2019年第9期
  作者:高红超  
 

 
秒速时时彩 江苏快3 秒速时时彩 秒速时时彩 幸运28 秒速时时彩官网 北京赛车微信二维码进群玩 加拿大28 幸运28 秒速时时彩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