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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与桃符与门神及雅俗之关系

 
翁方纲 《行书八言联》
 
春联与桃符与门神及雅俗之关系
 
  春节在即,不少市民已经开始准备一些包括春联在内的过年用品。作为新年的一个象征,春联深受百姓的喜爱。
 
  春联是对联的一种,对联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是华人们过年的重要习俗。当人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贴年红(春联、福字、窗花等)的时候,意味着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
 
  对联雅俗共赏,深受古代文人的喜爱,皇宫之内也不例外。故宫博物院的藏品里,就有蒋廷锡、吴昌硕、钱沣、赵之谦、翁方纲等名家书写的对联。比如清代书法家翁方纲的《行书八言联》:草木文章发地枢机,花竹和气验人安乐。而去年的世园会中国馆北京展区中,小门楼上也有一副门联,内容为“槐花衍庆,树德滋荣”。本期的“品读”就向读者们介绍一些古代文人及皇家与对联的趣事。
 
  春联的起源颇为曲折
 
  春联的形成,要从中国的门神说起。
 
  据《山海经》讲,海外度朔山有桃树,方圆三千里,众鬼居于树下。其东北有鬼门,神荼、郁垒守之。凡遇恶鬼便以苇索缚之饲虎。神荼、郁垒就是最早的门神。依照这一传说,除了神荼和郁垒,老虎、苇索、桃木也都有了驱鬼辟邪、守卫门户的功用。于是,每当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人们便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上画神荼、郁垒或是老虎,挂在门上,以保佑全家一年平安。后来的人图省事,只分别写上神荼、郁垒四个字就行了。渐渐地,人们开始用吉祥祝语替代神荼、郁垒,这就是春联了。
  
  而另一种说法是,第一副春联的作者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国君孟昶。公元964年,临近过年时,孟昶命大臣书写新的桃符,他嫌写得不好,于是自己写了两句。据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
 
  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也就在孟昶写春联的那一年,宋太祖发兵把后蜀灭了。想不到的是,派去接管成都的知府恰好姓吕名余庆。而早在四年以前,赵匡胤就已经把自己的诞生之日,即每年的二月二十六日定为长春节了。孟昶的对联,先说要“纳余庆”,又把赵匡胤的长春节称为“佳节”,这第一副春联竟有了改朝换代的威力,实在不可思议。
 
  后蜀的灭亡当然不是这副春联闹的,关键还是政治腐败。据欧阳修《新五代史》称:“昶幸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险据一方,君臣多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七宝是什么?是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珍珠、玛瑙等七种珍宝。用这七种珍宝镶嵌在尿壶上,足见其荒淫程度。所以当赵匡胤见到七宝溺器,椿而碎之,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此,不亡何待。”
 
  孟昶有个宠妃叫花蕊夫人,她有一首《述亡国诗》,诗是这样写的: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当时的情况是,仅有一万宋兵压城,后蜀的十四万人竟不战而降了。孟昶感慨道:“我父子以丰衣足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竟不能东向发一矢!”只得把城献了。孟昶和花蕊夫人被押解去汴梁的路上,有个地方叫做葭萌驿,花蕊夫人在壁上题《采桑子》半阕:“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后有好事者续上后半阕:“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有人说续的格调不高,其实你能对一个在如此处境之下的古代女子还有什么更高要求?
 
  春联起源于桃符,宋朝时的王安石有一首诗《元日》,就写到了当时过年换桃符的风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关于王安石,民间还有一个他因对联而科考高中、巧得姻缘的传说故事。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路上恰逢元宵节。他见一大户人家门前高挂走马灯,灯下悬一联,意欲征对招亲。联曰 “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不出,便默记在心。到了京城,不想主考官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为题求对。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对答,因而顺利得中进士。归乡时,他又一次路过那户人家,得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考题联回对,竟被招为东床快婿。一副对联,竟成全了王安石两大喜事。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当不得真。
 
  古代高官所写对联故事多
 
  朱元璋是一位特别喜欢对联的皇帝。他有不少与对联相关的故事。有一次过年,他下令南京全城每家每户都要贴春联。大年夜他到城里巡视,看见有一家门上没贴。一问,原来那家是个屠户,会杀猪会劁猪,就是不会写字。朱元璋一听情有可原,自己提笔写了一副给屠户: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第二天夜里他又来查看,发现还是没贴。再一问,原来屠户一家把这副御书的春联恭恭敬敬供在了堂上。朱元璋大喜,赏赐有加。屠户有了钱,再不干杀猪营生了。
 
  还有一次,朱元璋微服游多宝寺,见到有好多幢幡上面写着多宝如来佛号,便对随从的人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在场的一位叫江怀素的学士闻听此言,知道皇上对联瘾又犯了,随即对上一句:“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兴头上把马屁精江怀素提拔做了吏部侍郎。
 
  清朝咸丰九年是大比之年,殿试中,前几名进士难分高下,咸丰便命众人当场撰写颂扬大清国的对联,算是加试。孙家鼐略作思索,写下一联: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维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光是歌功颂德,还把清朝咸丰之前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号都写了进去。咸丰见了大喜,便把孙家鼐擢升为当科状元。孙家鼐世代书香,兄弟五人之中竟考中三名进士。家乡安徽寿州有“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之说。他是晚清重臣,与翁同龢同为帝师。此外,孙家鼐还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他奏请在学堂开办医学专业并设立附属实习医院,也获得批准。对联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又或多或少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有人因对联而得官,也有人因对联而得钱。
 
  清朝末年,广州某女写了一副挽夫联登在报上:撒手又何悲,数十年贫病交加,纵我留君生亦苦;贱躯何足惜,八千里翁姑未殡,因君累我死犹难。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见而赠银千两。张之洞是封疆大吏,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早年曾求见张之洞。见其名帖上书“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颇为不悦,便在纸上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差人送出。孙中山当即对以“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暗自吃惊,遂见。不过他们的会见并无成果。联想到孙中山也曾投书八千言于李鸿章而被拒(有人说是因为李鸿章听不懂孙中山的粤语而被逐出),现在很多人把这看作历史的遗憾。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辛亥元勋黄兴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传檄而定的统帅。但当你看到他撰写的联句(笔者收集到四十副左右),为其境界所感动的同时,也为其深厚的学养和文字功力所折服。如题徐锡麟烈士楼联: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黄兴死后,章太炎先生的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和地位:无公则无民国;有史便有斯人。

  熊希龄是前清翰林,是北洋时期的一任总理,他出生在湘西凤凰,19岁时到沅州求学,沅州太守朱其懿有个妹妹才貌双全,待字闺中。朱太守欲以对联试才择偶,在府中亭柱上题联“种数盆花,探春秋消息”,邀全州秀士作对。熊希龄以“蓄一池水,测天地盈亏”而拔头筹,遂与朱其慧喜结良缘。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版本:朱太守并非对联招亲,而是让前来求婚的学子每人画一张画,必须画花,还要在画上题诗。熊希龄画的竟然是棉花,他的题诗也只有一句:“此君一出天下暖”,确实别有意境。
 
  小凤仙献祭蔡锷之对联为代写
 
  古代关于对联的故事很多,还有因他人代撰对联而成为历史名人的。
 
  民国初期的京城名妓小凤仙曾为蔡锷将军所眷,由于暗助蔡锷出逃云南举事讨袁,遂被誉为青楼侠妓。世人对她的赞誉主要源于她献祭于蔡锷灵前的两副对联。
 
  其一: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忍抛儿女情怀,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其二:不幸周郎偏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事实上,这两副对联均为他人代撰,第一副联的代撰者是易实甫,第二副联的代撰者是罗瘿公。易实甫、罗瘿公乃民初风流名士,所撰之联令小凤仙名声大噪。
 
  章太炎对弟子黄侃多有嘉许,曾劝其著书立说。黄侃不肯轻易而为,言“年五十,当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岁,章太炎书赠一联以为生日之贺: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

  此联用典虽多,但寓意浅显,贺寿之余又重提当年之诺,应该是不错的一副对联,只是没想到其中竟嵌入“绝命”二字。更没想到的是当年的10月8日,黄侃竟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北京大学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创立的,当时叫作京师大学堂,经办人就是前面讲到的孙家鼐。由于是个全新事物,所受到的质疑与阻力是我们现在难于想象的。过程中还死了一个叫王长益的人,死因竟与对联有关联。
 
  据记载,王长益家贫如洗,在科举上面又是几番落第,颇不得意。这次听说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贴,将来毕业后还能谋得一个实缺,左思右想,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成想,他的这一举动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王长益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善言辞,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对这些人的谩骂更加不敢还击,只是左躲右闪,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
 
  谁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一时兴起,竟然在王长益的床头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孝悌忠信礼义廉;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耻字,意思是骂王长益无耻。下联少了一个八,忘八,意思就是骂王长益是王八。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名节观念甚重,王长益的面子又比较薄,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心里郁结难遣。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想到科举失意,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一时气愤之下,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悬梁自尽了。
 
  需要说明的是,对王长益一事的记载,据传是出自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成立时的讲话,只是不知真伪。
 
  清华大学国文试卷曾出“无情对”
 
  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还闹过一段对联公案。
 
  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国文试卷中出现对联题,入学考生试题是“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等;二、三年级转学生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是“墨西哥”。出题之人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当时对出下联者少之又少,有一半以上的考生交了白卷,对出来的也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如“孙行者”有径对“猪八戒”的。
 
  陈寅恪是清末知名的国学大家,而且还被评为清华大学“四大哲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传奇人物。在校园里,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遇到了文史方面的难题,都向他请教,堪称一部“活字典”。孙寅恪所出的试题“孙行者”,就是典型的“无情对”。无情对是对联的一种格式,对联一般要求上下联内容要相关,配合要紧密。但有一种对联,只讲究上下联字词相对,至于内容则各讲各的,绝不相干,使人产生奇谲难料,回味不尽的妙趣。这就是所谓的“无情对”。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此举招致非议。有人在报上攻击清华大学不该让学生做对子,迫使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上发表《答记者问》,又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阐述其理由,指出做对子最易测验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事实上,陈寅恪先生自己是有答案的,比如“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另外,学生也不是都对不上来,就有学生对以“祖冲之”而令陈寅恪赞赏不已。当时的考生、后来的北大教授周祖谟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政烺对的都是“胡适之”。
 
  梁羽生在《名联谈趣》中指出,陈寅恪所出对联使用了明暗双重古典,单纯从字面上看,以“祖冲之”对“孙行者”是最好的,“王引之”也比“胡适之”更工整。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徐铁猊  
 
  原标题:古代春联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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