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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三种“过年法”

 
北大同仁合影,左起:钱玄同(前排右一)与周作人、俞平伯、刘半农等友人的新年聚会,摄于1929年1月1日。
 
钱玄同一九二三年元旦的新年日记
 
钱玄同的三种“过年法”
 
  元旦和春节
 
  众所周知,中国春节是按中国农历(或称阴历、旧历、夏历)计时的传统佳节,中国人所说的“过年”,皆是指过农历新年、过农历春节。但100年前,“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的,众多信奉“新文化”的“新青年”涌现出来,他们热衷于新事物与新生活,倡导“废旧立新”,认为过农历新年是守旧俗、不进步的体现。他们提倡按照国际历法来过公历(或称阳历、西历、新历、国历)新年(即元旦),要求废除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
 
  他们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秉承“辛亥革命”之后的官方主旨的。当时,刚刚推翻了封建王朝统治的民国政府,极力主张社会改革与文化革新,政府机关内外通令皆必须按照“公历新历”来庆祝与安排作息,甚至一度称农历为“废历”,特别强调“废旧立新”之意。然而,普通民众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改革举措并不认同,也不遵从,一直是官方例行过“公历新年”,民间照旧过农历春节,这两种过年方式并行共存。
 
  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曾于1930年开始强制推行过“公历新年”的政令,将每年元旦认定为新年之始,并将农历春节废除,各大报刊则将这一被官方废止的传统佳节径直称之为“废历春节”。为强力推行禁令,在各大城市还出动过大批军警,一遇农历新年燃放鞭炮、大肆庆祝者即严加取缔、厉行惩处,希望以此来“易风易俗”,确立“公历新年”的唯一合法地位。
虽然官方强推“公历新年”的政令没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可,但在客观上,还是造成了中国出现了两个“新年”与“春节”,即“公历春节”(公历新年)与农历春节(农历新年)。一方面,普通民众自然仍过自己的农历春节,有的在政府强令之下也逐渐接受“公历春节”;另一方面,新派知识分子及公务员、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群体则普遍认可了“公历春节”,但出于家庭乃至家族的传统力量,仍会再过一次农历春节。
 
  有意思的是,比之那些有两个“春节”要过的同时代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钱玄同(1887—1939),竟还曾有过三个“春节”的过法,他与北大同仁们曾创造过三种“过年法”。
 
  1918
  农历新年过得“忍无可忍”
 
  1918年公历元旦,北平文教界似乎还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不过例行放假而已。百无聊赖的钱玄同于下午6点才出门,偕夫人与儿子至北平青年会看“新剧”———天津南开学校学生排演的话剧。直看到深夜12点方才回家,就算是过了公历元旦。
 
  1918年的公历新年,忽忽又过去了十几日,刚过“而立之年”的钱玄同,却一直精神不振,着实没什么新年新气象可言。其间有“两三日来咳嗽甚厉害,不能多讲话”(1月15日日记),于是在学校里的授课也告假不去了;大多数时间均在家编写教材或是闲坐读书。
 
  1918年2月10日,农历除夕这一天,钱玄同却突然一改公历新年以来数十日的闲散面目,大发脾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不愿过农历新年的满腹牢骚。他这样写道:
 
  “今日即为除夕。我最厌过年,尤厌过阴历年,因阴历比阳历野蛮。中国幸而已改阳历,岂可依旧顾及阴历?至从阴历过年者必有许多迷信可笑之无意识举动,大与革新社会之道相反。故我家逢阴历年无所谓过年,但因阴历岁首数日店铺什九皆关门,不能不预备数日间之饭菜及点心耳。然大兄之家近年来却极端复古,至阴历年除夕,且悬祖先遗像,供以酒、饭、菜、点,而人跪拜如仪。吾虽满腹不愿,亦有不能不勉强敷衍者。今日午后三时顷,偕妇、子、使、使女同往兄处,举行典礼,晚餐。”
 
  在日记中坚称“阴历比阳历野蛮”“阴历过年迷信可笑”的钱玄同,作为一家之主,当然可以像前几年一样,坚决不过农历新年。可是,自己的小家庭可以自个儿做主,兄长的家法,他却做不得主了。最终,还不得不勉强从事,仍去吃那一顿极不情愿的团年饭。这一回,“新青年”遇着“旧家长”,还是不得不妥协了。从农历除夕这一天开始,钱玄同的日记也一下子中断了20天。不难想象,钱玄同心里那股憋屈,着实是太郁闷了。
 
  且说心底那股郁闷实在无处发泄,钱玄同索性化身“王敬轩”,化名给《新青年》编辑部写信。该信冠以《文学革命之反响》的题目,以一位老学究的身份痛骂“新青年”。结果,这一子虚乌有的老学究来信被编辑刘半农全文转发在了当期杂志上,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通作为答复的公开信。就这样,钱玄同与刘半农的“二人转”,在《新青年》上与众多“新青年”的激扬文字同时登场,煞是热闹。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满城争睹奇文。
 
  钱玄同不得不在兄长家过农历新年时发泄郁闷的这封信,洋洋洒洒数千言,措辞激烈,表达着极度的“忍无可忍”之情。这一通信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装扮成“反动势力”,极力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大肆攻击推行“新文化”、倡导“新生活”的人是不要祖宗。没曾想,刘半农也因之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
 
  这一来信一复信皆同期刊发——把钱玄同讨厌过农历新年的激愤与郁闷,都聚焦在一处爆发了出来。没有人会料到,这样的个人情绪,却因依托《新青年》杂志,在当时的北平文教界造成了极具戏剧性、轰动性的文化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同时代学者或后世研究者均认定,《新青年》上发表化名信及回信,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双簧”戏;二人均为《新青年》的轮值编辑,他们就是要故意制造一场淋漓尽致的论战,以便把“新文化”与“旧势力”的改良与革命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后来,鲁迅也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并称赞钱玄同化名写信之举“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即便鲁迅恐怕也想不到,这场“大仗”的诱因,却是因为钱玄同讨厌过农历新年,实在是憋屈郁闷才突发奇想的吧。
 
  1919
  将“双十节”当做“春节”
 
  1918年的农历新年,因兄长的守旧从俗,也不得不“随俗”过年的钱玄同,一方面大感不满,化名“王敬轩”泄愤;另一方面急中生智,有了“新招”。
 
  次年,1919年,钱玄同索性农历、公历新年都废除掉,决定来年要将“双十节”当做春节来过。他为什么突发如此“奇想”?这还得从1919年公历新年之际,《新青年》上一篇《恭贺新禧》的文章谈起。
 
  因民国政府推行“新历新年”,即取消农历新年与农历春节的概念,只将公历元旦视作法定节假日,号召国人应如同庆祝农历新年那样去庆祝“公历新年”。当然,普通百姓并不认同这一“新规定”,依旧是新年旧年都要过,元旦春节同庆祝,且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仍是最为隆重的。而《新青年》上于1919年新年首期刊发的这篇《恭贺新禧》,则还要更进一步,要求直接将“公历新年”也取消,改作庆祝“辛亥革命”成功,即将每年的10月10日视作“新年”。
 
  文章先是描述“公历新年”的景象,以及自己的新年感受,作者这样写道:
 
  “今天是大年初一,各处衙门的门口都扎起了一座彩牌楼,红红绿绿的很好看。大街上的店铺里,懒洋洋地挂着国旗,好像含着一种不得已的苦衷。朋友们的‘恭贺新禧’帖子已经从四五日前陆续送来了———依了一等邮局的通告,特别标明‘元旦投递’的,也在元旦前的两日前递到了———我也手忙脚乱的检那递来的贺帖,预备写帖子去回贺。”但就在此刻,作者“忽然心里起了一个疑问,又起了一个改良的念头。疑问是:我们为什么要贺新年?贺新年是有意义的事情吗?改良的念头是:何不废了贺年的礼节,改做别的有意义的礼节呢?”

  作者认为,“贺新年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地球在太阳的周围,一刻不停的,遵了那椭圆的轨道,在那里起,并不是有一个起点非拿他当做一年的元旦不可的,也并没有一个终点非拿他当做一年的除夕不可的。不过我们任意选定一天,当他一年的第一日,等到地球下一次又走到轨道上这一点时,便拿他当做第二年的第一日。”于是,作者认定,“民国前一年的十月十日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第一天抬起头来做人的日子吗?我们几千年来的国民,虽然有了人的身体,却没有人的资格……到了民国前一年的十月十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虽没有把层层的奴隶完全摆脱了,却因此生出一种觉悟来:从此不做奴隶了,要做人了。这一天,实在可以算得我们国民更生的日子,或是做人的生日。中国人最快乐的日子要算是新年,我想把新年的快乐移到双十节去,岂不是把无意义的快乐变成了有意义的快乐吗?”最后,作者抛出主张,称“辞岁的改在十月九日夜里辞奴隶,请年酒的改在十月十日请共和酒;小孩子买花炮放,也在这一天;店里的学徒戴了新帽子,穿了新鞋子,摇摇摆摆逛市场,也在这一天;写了帖子大家恭贺,也在这一天;见了面,拱拱手说:‘恭喜恭喜’,也在这一天……”

  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大齐(字百年,1886—1983),也是北大教授,10年后还曾一度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当时,陈氏将此文投寄给了作为《新青年》轮值主编之一的钱玄同。钱玄同读到这篇来稿之后,深表赞同。他对作者提倡新风尚,改革旧习俗的大胆建议,很是认可。于是,该文发表时,他在文后又添入了一段自己写的“附记”,明确表示:“百年要把一月一日的祝贺新年废止,改为十月十日祝贺中国国民做‘人’的纪念;这个意思,玄同甚为赞成。”他强调说,“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日子,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祝贺的日子。”

  据《钱玄同日记》记载,从这一年(1919)开始,钱玄同确实就以“双十节”替代“公历新年”,自己与同仁们在小圈子里“实行了两年”。直至1921年,他个人“后来觉得事实上不甚方便”,又改过公历元旦的“公历新年”了。
 
  1921
  登报贺年
  大张旗鼓过“公历新年”
 
  1922年12月29日,这一天午后,钱玄同兴冲冲地走进北京《晨报》馆,去刊登明年的贺年帖。因为报社将于新年元旦之后休刊5天,放假度新年,钱玄同就只得在1922年12月31日刊登贺年帖,刊登一日花费大洋两块。
 
  其实,这登报贺年的“新风尚”,钱玄同已是第二次办理了。1921年底时,钱玄同首次在《晨报》上刊登私人贺年帖,来向众多师友致以“辞旧迎新”的祝愿。这一方面是一种过新年的“新招”,另一方面,则是在向同仁们暗示他已经放弃把“双十节”当做新年来过的做法了。

  为了给自己“恢复旧制”做解释,钱玄同去《晨报》登完贺年广告之后,伏案疾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又以为若认为这祝贺为无意思的,则固不必贺新年,亦何必贺双十。据我看贺新年也不算全无意思,我们在现在的中国贺新年有两种意思:(一)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新年,不是满清忠奴———遗老们的新年。满清忠奴尚未死尽,我们对于我们的新年很该看重。(二)一月一日是民国政府成立的纪念日,实是我们应该祝贺的。至于常日少往来的朋友,到了新年向他贺年,这也不能说全无意思,因此我从今年起恢复贺年了。”
 
  钱玄同从1921年“恢复旧制”,照常过“公历新年”。于是,1921年底,即将迎接1922年公历元旦之际,他又实行了登报贺年的“新法”。在解释完之所以“恢复旧制”的缘由之后,钱玄同在当天的日记中,还为他自己登报贺年的做法颇为自得,详加记录了实行这一“新法”贺年的一些细节。他写道:“《晨报》可登贺年片,甚为便利,我今年的即登《晨报》,所以明年的也还去登《晨报》。”他强调“我是主张用公历的,但有对抗遗老的意思的东西,我必写民国纪年。我贺新年的意思以前于第一种居多,故两年都用民国纪年。今年而且大书特书‘国历’字样,这是我的《春秋》笔法!哈哈!”他还将这两年登报贺年的款式也附在了日记中。
 
  1922年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钱玄同把这一天过成了“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傍晚访士远,今天他们那边弄了些玩意儿,算是过年。秉雄亦往,喝酒吃年夜饭,吃年糕,放花筒爆仗,捉曹操……闹得高兴得很。”这里提到的“士远”,即沈士远(1881—1955),乃书法家沈尹默之兄,著名的“北大三沈”(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三兄弟)之一。“秉雄”,即钱秉雄,钱玄同的长子,“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原名钱秉穹)的大哥。钱氏父子与沈家人一道欢度这“新历除夕”,在当时也可谓是“新青年”们的“新风尚”了吧。
 
  1923年1月1日,钱玄同的“公历春节”过得也颇不一般。他说“我们做了中华民国的人,当这国历的新年,不可没有些子点缀;阖家出外吃一顿饭,并且喝一点酒,算是过新年。”当天中午,一家人同到东华饭店吃西餐,喝了一瓶葡萄酒。为了这顿意义非凡的家宴,他甚至推掉了周作人与“北大三沈”等同仁们的新年宴请。当晚,他把这一系列的“公历新年”事迹点滴,都仔细地记录在了日记之中,使得后世读者可以据此直观这近百年前的新年元旦,钱玄同等“新青年”们是如何新潮地“过年”的。
 
  1923
  还是吃了春节团年饭
 
  前边刚提到,钱玄同的“公历春节”如何大张旗鼓,如何“新潮澎湃”,可1923年农历除夕的团年饭,他还是不得不去赴了宴,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过了这农历新年。且看他自己在日记里怎么说的。
 
  1923年2月15日,除夕夜。“下午一时,回家。偕秉雄和秉穹同到大兄处;因今天是旧历除夕,不得不去‘吃祖宗教’也。到,祭祀已毕,兄嫂都已走开,我们便不干那磕头的无聊的事了。”次日,他又记述称“昨晚,商店祭神时的炮声闹了一个通宵,简直没有间断过。睡得很不安宁。”
 
  至此,钱玄同的三种“过年法”精简为两种“过年法”,可仍然还是在农历除夕夜里,颇感烦恼,“睡得很不安宁”。不难理解,在那个近现代中国转型的时刻,身处传统社会与革新时代的“新青年”们,恐怕都会为“新”与“旧”两个字的交替而倍感焦虑,都曾经为究竟过哪个“年”有过焦躁与纠结。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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